【编者按】时间观念是理解个体与社会历史关系的关键框架。不同文化背景下对时间的理解与表达，既反映了社会价值观的差异，也揭示了叙事传统和历史意识的多样性。在比较文学的视野中，时间观的差异不仅为跨文化对话提供了重要切入点，也为解读文本内部的世界构建与家族叙事开辟了新的路径。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话语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于5月9日举办题为《家族小说里的时间——以〈红楼梦〉和〈布登勃洛克一家〉为例》的读书会，聚焦《红楼梦》和《布登勃洛克一家》两部中德文学经典，深入探讨不同文化传统下对时间的不同感知。本期读书会是中国话语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2025春季学期读书会“文本内外：世界文学的跨界叙事与知识生产”的第三期，由朱双娇主讲，张欣竹与谈。朱双娇是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博士后，德国科隆大学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德文学关系与翻译批评研究。张欣竹是德国科隆大学东亚系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德比较文学。
本次读书会围绕朱双娇去年出版的专著《忧郁作为文学母题：比较分析〈红楼梦〉和〈布登勃洛克一家〉》（Melancholie als literarisches Motiv: Eine vergleichende Analyse zwischen „Hongloumeng“ von Cao Xueqin und „Buddenbrooks: Verfall einer Familie“ von Thomas Mann, Berlin: Peter Lang，2024）展开探讨。该书聚焦“忧郁”这一文学母题，阐析中德两部经典作品在情感表现上的异同与交融。研究采用跨学科视角，将西方哲学与文学关于“忧郁”的经典讨论与社会学和文化研究领域的“忧郁”话语相结合，构建了一套多维分析框架，从“疾病与死亡”“性别建构”“时间与空间”以及“忧郁与欢愉”四个核心维度，细致剖析了“忧郁”在两部作品中的丰富表达及其文化意蕴。张欣竹的博士课题“想象的家园——以中德文学精选作品为例的‘家园’母题比较研究”（Imaginre Heimat - vergleichende Analyse zum Motiv Heimat am Beispiel ausgewhlter Werke aus der chinesischen und deutschen Literatur）探讨“家园”（Heimat）作为文学母题在中德文学作品中的多义性表达。澎湃新闻经授权摘发读书会内容，本文经发言者审定。
《忧郁作为文学母题：比较分析〈红楼梦〉和〈布登勃洛克一家〉》书封
两种时间观下的家族写照
朱双娇：我今天的分享主要围绕《红楼梦》和《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 Verfall einer Familie）展开。后者是托马斯曼（Thomas Mann， 1875-1955）于1901年发表的早期代表作，以19世纪中叶吕贝克（Lbeck）为背景，描绘一个粮商家族四代人由盛而衰的历程，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这部作品也为他赢得了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我的切入点是“时间”这一维度，试图从家族与个人两个层面，考察这两部小说如何呈现对时间的感知与书写，进而比较它们所体现出的时间观差异。当然，这并非分析的终点。我的研究标题中还包含另一个关键词——“忧郁”（Melancholie）。
西方关于“忧郁”的讨论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体液学说。当时人们认为忧郁是人体四种基本体液之一，体内此类体液偏多者往往在诗歌或政治等领域表现出非凡才华。随着时间推移，这一医学概念逐渐脱离生理范畴，演变为一种更广泛的人类情感——一种源于对存在本身的意识而引发的、难以摆脱的内在痛苦。汉语中虽然没有与“忧郁”完全对等的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缺乏类似的情感体验，也由此产生了一些有趣的跨文化理解差异。德国汉学家顾彬曾认为，“忧郁”与现代性密切相关，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逐渐在中国社会蔓延开，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更倾向于“快乐文化”。然而，叶嘉莹老师在谈及中国古典诗词翻译时提到，那种“若有所失、若有所寻，内心无所寄托”的惆怅，在英文中常常难以找到合适的词汇来表达。这让我意识到，即便语言上缺乏直接对应，情感经验上的共性却可能早已存在。因此，今天的分享旨在通过分析小说中展现的时间观，来理解关于“时间流逝”这一普遍经验在不同文化中所激发出的不同情感表达。
时间观念的差异：客体化 vs. 情感化
朱双娇：在《布登勃洛克一家》中，家族的衰落进程始终伴随着一个重要的时间性主题：即由继承人执笔、用于记录家族重大事件的那本家史。它不仅是一种记载工具，更反映了每一代人对时间的不同理解与态度。
第一代老约翰将目光牢牢投向现实与未来，几乎无视家史的存在；而到了第二代约翰，他开始对时间和变化变得敏感。在面对现实不确定性的同时，他通过反复书写和阅读家史来获得一种秩序感与确定性。这种时间观的转变与他愈发虔诚的宗教信仰相辅相成——他相信上帝的旨意贯穿家族的命运，而圣经的线性时间叙事也为他提供了衡量与把握时间的尺度。第三代托马斯身处家族企业走向衰退的节点，身体早衰，精神焦虑，对未来的信心逐渐瓦解。相应地，他几乎放弃了书写家史，其内容止步于汉诺的出生，暗示这个家族再无值得记载的荣耀与希望。到了第四代汉诺，时间已彻底变成一种无法掌控的外力。小说用大量篇幅描写他在上学途中被钟声“追赶”的场景，显示出他与所处时代之间的失调感——他和整个家族已无法与时间保持同步。他涂画了父亲留下的家史本子，并辩解说：“我以为再也用不着它了。”可以说，伴随家族的衰落，布氏对时间的把握也日益脆弱。
在《红楼梦》中，从家族层面看，时间本身被忽略了，人们关心的是如何应对它的流逝。比如秦可卿临死提出的建议，正是基于对“盛筵必散”的深刻理解：她并不幻想家族能永保荣华，而是希望在盛时预设制度，应对未来的衰落。这正如项飙所说：“昔”和“今”的区别本身没有意义，重要的是“王谢”与“百姓”的关系转化。燕子依旧、草木未改，而人事全非——历史呈现为关系结构的变动，而非线性时间的推进。贾府的衰败引发的，不是对历史与时间的追索，而是道德与情感上的叹息。
到了个体层面，时间转化为李泽厚所说的“内感觉”。这是一种非理性、非空间化的感性经验——不是客观地度量时间，而是情感的沉淀与缠绕。比如七十六回中秋节一节，贾母清楚知晓家道中落，却依旧坦然。她在团圆饭桌上唤孩子们来凑数、讲笑话，既感怀逝者，又不沉溺其中，时间在这里以琐碎生活中的情绪细节显现。简单来说，在《红楼梦》中，如果没有人，时间无以显现。而在《布登勃洛克一家》中，人仿佛是被时间牵引的指针，无法抗衡，唯有顺从。
然而情感化、主体化的时间观并非中国文化所独有，就在20世纪初，与《布登勃洛克一家》出版时间相距不远，法国哲学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提出“绵延”时间概念，强调时间是不可分割的直觉体验，要与自然科学中空间化的时间区分开，因为科学并没有忠实于实际上的人类经验。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思想与诸如意识流文学现象之间存在的某种呼应。例如，柏格森曾将时间经验比作糖在茶中缓慢溶解的过程，而普鲁斯特笔下因玛德莱娜蛋糕激发的感官记忆，也体现了类似的时间观。这种由情感与感官触发、带有非线性特征的时间体验，与《红楼梦》中人物对时间的感知颇为相近——时间不是抽象的计量，而是在情绪和记忆中获得形态。但不同的是，意识流倾向于将时间无限主观化，而《红楼梦》的时间感知具有“去中心化”的特征。比如宝玉最初想象自己早早死去，被众人哭送，但很快意识到“不能全得眼泪”，每人终究“各得各的眼泪”。时间不是单一个体的感受，而是与“他者”共构的情感过程。再比如贾母对亡夫的思念，只在全书中一处直接提及——张道士提到宝玉长得像祖父，老太太闻即落泪。这说明，在《红楼梦》中，亡者并未真正消失，而以他者的形式持续地影响着现在。相较而言，《布登勃洛克一家》中的老约翰在妻子去世后所感受到的，是孤立个体对客体化时间的恐惧。
从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 1906-1995）的《时间与他者》出发，我们可进一步理解《红楼梦》的时间观：真正的“未来”并不是如柏格森或萨特认为的主体可设想的“未来的现在”，而是来自“他者”的不可把握。正是通过这种与“他者”的关系，时间才得以展开。他指出：“时间不是孤立主体的行为，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句话恰可回应宝玉“不知将来葬我洒泪者为谁”的感慨。因此，《红楼梦》的时间经验不是认知性的“追溯”，而是伦理性的“共在”——一种在情感中、与他者关系中实现的时间体验。
伦理时间vs真理时间
张欣竹：但这样的比较真的有意义吗？两个小说的创作时代相隔近两百年，而且分别来自不同文化，有不同的时间观几乎是必然的结果。
朱双娇：对，这是必须纳入考量的因素。《红楼梦》是18世纪末的中国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则是20世纪初的德国作品，它们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差异客观存在。但正因为经典文本本身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它们常常能跨越时空限制，呈现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差异。
在我目前读到的关于中西时间观念的文献中，有一个非常流行的二元框架：即“循环时间”与“线性时间”的对立。比如有人认为，中国人其实秉持某种线性的时间观，否则就无法解释他们的务实精神与实用理性导向——如果相信轮回与循环，又何必如此辛勤努力？但更多人却指出，中国作为一个几千年高度发展的农业社会，其时间观仍以循环为主，强调天人合一与四时更迭。从这个角度来看，《红楼梦》的时间观因其深植于农业社会的文化背景，必然与《布登勃洛克一家》所处的工业时代不同。后者描绘的是人在面对机械化时间时所感受到的痛苦与虚无。
但我觉得吴国盛的观点很值得参考。他指出，中国古代思想中确实同时存在循环与线性的时间观，只是它们并不像西方传统中那样互为对立或彼此排斥。中国既没有如印度或希腊那种宿命轮回式的循环时间观，也没有如犹太-基督教传统那种救世历史式的线性时间观。比如中国沿用了数千年的干支纪年体系，本身是一种循环结构，然后它与如今通行的西历线性计时体系的真正区别在于，其中每一对干支都具有明确的意义。任何一个时刻都可以被八个有意味的干支的组合标度，它们的意味则可以从这些组合中获得。我们至今还会说“出门没看黄历”，人生大事要择良辰吉时，这说明我们对时间的理解不仅是量化的，更是意义化的。
可以说，中国人更关注的是“时间意味着什么”，而西方文化更倾向于思考“时间是什么”。前者是一种横向的视野，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经验，是伦理化的，也就是我认为的“伦理时间”；后者是一种纵向的凝视，体现的是认识论层面的追问，即在个体生命有限与时间无限之间、人事短暂无常和宇宙永恒无尽之间所产生的矛盾，即我认为的“真理时间”。托马斯曼在小说中的冷静、疏离甚至带有一点嘲讽的姿态，或者在柏格森哲学影响下兴起的意识流小说中对情感的无限放大，均是这种纵向时间意识的体现——只不过应对方式不同罢了。
而且，这两部小说各自内部也并非绝对统一。《红楼梦》中，甄宝玉与贾宝玉的对照、“真亦假时假亦真”的探问，实际上已经超出了伦理化时间观的框架；《布登勃洛克一家》结尾，最后一代继承人汉诺弥留之际的描写，一方面延续了理性冷峻的医学化视角，但另一方面，他与挚友凯伊（Kai）的告别，虽然只有寥寥三两行，却仿佛在托马斯曼贯穿全书的冷峻叙述中撕开一道罅隙，显露出普通人的脆弱与感伤。
这两个“例外”角色的相互参照，不应被视为偶然，更像是对不同文化在复杂情境下某种共通人性经验的呼应。所以我觉得，经典文本的厚度，恰恰让我们能够跳脱“线性—循环”的二元对立框架，从更多维度理解中外观念差异。反过来，讨论这些观念在文本中的体现，也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文学作品的情感表达和文化意义。
西时东渐之后
朱双娇：我看你的研究课题是“家园”（Heimat）主题的比较，研究对象是沈从文和贝托尔德奥尔巴赫（Berthold Auerbach, 1812-1882），可以请你简单介绍下你的课题吗？
Berthold Auerbach（1812-1882）
张欣竹：我主要从拓扑空间学（Topologie）的理论视角出发，探讨“家园”（Heimat）作为文学母题在中德文学作品中的多义性表达。研究以19世纪中叶德国乡土作家贝托尔德奥尔巴赫的黑森林乡村故事，以及20世纪初中国京派作家沈从文的湘西叙事为核心文本案例，从乌托邦与异托邦的空间特征、人与自然的关系、身份认同与民族主义话语等方面揭示“想象的故乡”如何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被文学化重塑。
朱双娇：虽然看起来主要讨论空间，但时间维度恐怕也无法回避，毕竟时空很难分离。
张欣竹：确实是，我从所谓拓扑空间学（Topologie）的角度来解读中德文学作品中家园母题，强调家园作为一个由动态关系构成的场域，既可以是指向过去的怀旧对象，也可以是展望未来的乌托邦，是作者所构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家园图景的来回对话。我主要以19世纪中叶风靡欧洲的德国乡土作家贝尔托尔德奥尔巴赫（Berthold Auerbach）的黑森林故事系列和20世纪初的京派作家沈从文的湘西故事系列作对比，因为这两者的时代背景有某些相似之处，比如都面临工业化和现代化、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转型，我借此来探讨家园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两位作者的作品中的多义性和时代特征。但如果从你刚才提到的视角来看，我会觉得沈从文笔下，以《边城》为例，时间节点被有意模糊化处理，历史时间被“悬置”了，时间更多是一种融入人物内心世界的存在，是人物感知和情绪的一部分。读者在阅读中很容易忽略客观时间的流逝。而在奥尔巴赫那里，乡村故事的时间感则更为外显，尤其体现在他对前现代的乡村生活的追忆中。在这点上，两位作者可以说都带有对城市生活的批评意味，也可理解为对工业文明带来“机械化时间”入侵的抵抗，只不过两者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
朱双娇：我觉得奥尔巴赫作品中表现出的工业化前后的时间断裂挺有意思的。《红楼梦》虽然偶尔出现钟表，但基本只起装饰作用。小说成书时代尚属前现代，机械时间尚未广泛普及；直到晚清，随着近代科技的输入，中国社会才逐渐引入统一的标准时间体系。不过，这种“技术时间”并未完全取代传统的天干地支体系，而是以一种“并存”的方式存在于社会生活中。更重要的是，它进入中国之后并没有保留原有的“中性技术形态”，而是在当时“天演论”进化史观的语境中被重新赋义。
这种“时间的转译”在晚清文学中也有所体现，比如科幻小说的引进与本土创作。《新石头记》是个很好的例子。这部作品并未续写爱情线，而是让贾宝玉穿越至20世纪，追寻所谓的“文明境界”。这种让“过去—现在—未来”共时共存的情节设定，表达出晚清中国人对现实时局的“时感混乱”与文明焦虑。有研究者指出，小说中通过对玉霄宫由金碧辉煌到衰败的描写，暗喻了1840年之后华夏文明的衰退；焙茗因对时间的麻木感知而被射成木偶，更是强调了变局下晚清社会的被动与失语。从中皆可看出当时的文学作品对新的时间维度颇具时代特色的接受与重构。
当然，关于晚清时间意识的研究已颇为丰富，我目前涉猎的文学文本还较为有限。我比较确定的是，时间观念的复杂性不能靠“线性-循环”或“农业-工业”这样的二元对立来概括。另外，我对你刚说的“拓扑空间学”还挺感兴趣的，你可以再解释一下吗？
张欣竹：拓扑空间学（Topologie）这个词原本是数学里的概念，它主要研究的是空间之间的连续性、邻接关系，还有在变形过程中不变的那些特性。简单说，就是它关注的是空间的结构关系，而不是形状本身。那这个看上去很抽象的数学概念，为什么会进入文学研究呢？其实是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比传统地理空间或几何空间更灵活、更动态的空间思维方式。
我们平时说空间，可能第一反应是某个具体地点，比如“家”在哪儿、“城镇”在哪儿，是很物理的。但拓扑空间不是这么看的，它更关注的是空间是怎么“形成的”，而不是“它在哪里”。它强调的是空间是通过各种关系构建起来的，比如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互动，甚至还包括时间的维度和记忆的参与。所以说，这种拓扑思维非常适合用来研究文学里的“家园”“流亡”“记忆”等这些主题。
朱双娇：所以“家园”不只是一个地理上静态的“地点”，而是人与人、人与物之间互动形成的一个临时而变动的空间。拓扑视角虽然是个数学理论，但它强调这个“流动性”与“生成性”，天然很适合用来分析文学里的空间塑造。
这次分享主要讲的是《红楼梦》和《布登勃洛克一家》中的时间观差异，但其实空间维度我也有所涉及。只是我讨论空间的方式，基本是从时间出发的延伸分析。比如《红楼梦》里的大观园，不只是一个现实空间，更像是一个和人物情感密切相连、具有生命力的场所。宝玉离开后，园子迅速衰败、甚至“闹鬼”，等他重回时已是“瞬息荒凉”。空间的生气完全依赖于人的在场。相比之下，《布登勃洛克一家》里关于庭院荒芜的描写是在托马斯带着新买主来看房的情节里出现，房子更像一个中性的时间容器——记录谁曾来过，又是谁要离开。这里的空间更趋于结构化、物化，是社会更替的背景板。
但如果从“拓扑空间”角度看，这两部小说中的空间其实都处在变动中。《红楼梦》中，大观园与外部世界、现实与梦境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断穿插；而在《布登勃洛克一家》中，原本看似封闭稳定的家庭空间也屡次被“外部力量”打破。比如托马斯的第一个妹夫首次出场，走的不是正门，而是穿越花园直接闯入，这种路径的选择暗示了家庭秩序的动摇。小说还常在重大情节前插入细致的外部空间描写，比如托马斯死前露天市场的混乱感，或者几位主角去海边时，大海象征着某种难以掌控的情绪与命运波动。所以，空间不只是静态背景，它与人物命运、情感变动乃至文化结构都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这也可以启发我重新思考小说反映出来不同的空间观。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