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燮元先生不止一次告诉我，说他早年曾记了几年日记，里面涉及不少学术界的名人，可惜没能坚持下来，不然到晚年可能也会成为有用的材料。然而，更为可惜的是，2023年3月沈先生去世后的几个月里，我去南京整理他遗留下来的书籍、手稿，直到最后也没有发现他所说的早年日记。不过，在近些年出版的现代名人日记中，偶尔能看到他的名字，目前所见，有《顾颉刚日记》《陈乃乾日记》《蒋维乔日记》等数种。相较于前两种日记，第三种日记中虽有关他的记录同样屈指可数，但与他接收《赵烈文日记》手稿抄本有关，颇值得为之作一揭示。
一、武进文献征存社在上海，不在常州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沦为孤岛，租界成为文化名人的避风港，有识之士为保存国故、抢救我国的文化遗产，在上海自发组织各种文化团体，如著名的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私立鸿英图书馆都在法租界。据陈源蒸等编《中国图书馆百年纪事(1840—2000)》载，鸿英图书馆成立于1933年6月，其前身是沈恩孚、黄炎培、史量才等发起组织的甲子社，以搜集报刊资料，兼辑杂志、日报索引为专业。1931年，改称人文社，并筹建人文图书馆。1933年，因获得实业家叶鸿英（1860—1937）捐资，更名为“鸿英图书馆”，于1934年暑假后建成新馆正式开放。前几年，我整理《顾廷龙日记》，就发现顾先生常提及办合众遇事，要问问鸿英，主要鸿英创立在合众之前，性质有相同，最具参考价值。二馆的结局，也完全相同。1952年9月，鸿英图书馆董事会决定将该馆献给人民政府，上海市人民政府接受其要求，并交由文化局进行点收。次年，合众图书馆也捐赠上海人民政府。1955年5月25日，鸿英图书馆和上海新闻图书馆合并为上海市报刊图书馆，合众图书馆则合并为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1958年10月，上海图书馆、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上海市科学技术图书馆、上海市报刊图书馆“四馆合一”，组成今天的上海图书馆。
蒋维乔
蒋维乔（1873—1958）长期担任鸿英图书馆馆长，由于这层关系，1944年常州武进籍实业家、民丰纱厂经理江上达（1893—1966）纠集同乡筹办的武进文献征存社，创立之初就借用鸿英图书馆之地，开展活动。据《蒋维乔日记》1944年5月15日记：
午后三时赴鸿英图书馆接洽事件。四时至爱理处。五时到江宅，吴镜予、汤爱理二人亦次第来，既而上达回家，渠约我们三人设立武进文献考存会，将乾嘉诸老学派影响于全国之事实为具体之撰述，期以三年告成，经费量出为入，完全由渠设法筹画，此诚伟大之工作，难得江君有此思想，余等当然赞成，由镜予草拟办法后再进行。
四天之后，5月19日下午四点，蒋维乔到汤爱理家，和汤氏、吴镜予一起商定武进文献征存社的简章。五点半，他们又往位于今上海泰安路76弄亦邨的江上达家，将拟定的简章示之，江上达看后深表赞成，并说已约和朋友四人共同出资五百万元作创办基金，稍后大家集体讨论一次就可以定下来，初步决定社中工作分为经济、征辑两部。1944年5月26日晚上，武进文献征存社筹备会在江上达家举行，蒋维乔日记中记录颇为详细：
六时到江宅，今夕上达兄邀集刘厚生、唐企林、刘靖基、汤爱理、吴镜予、赵颂平、蒋尉仙、翁存斋、王春渠诸君讨论武进文献征存社，由余说明缘起及简章，各人发表意见，毕，入席晚餐。之后上达告我从速借用鸿英图书馆，于六月一日成立，先拨开办费十万元云云。
参加者有实业家，有书画家，有鉴藏家，有政府官员，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常州武进籍的文化人。其中，也有身兼数重身份者，如刘靖基（1902—1997）既是实业家，也是收藏家，他晚年将所藏宋张即之行书《待漏院记》、吴琚行书五段卷、赵孟頫行书十札卷、王蒙《天香深处图轴》、倪瓒《六君子图》、朱德润《浑沦图》等书画精品40件捐赠上海博物馆，而帮他掌眼的就是钱名山的侄女婿王春渠，事详郑重《海上收藏世家》，可参看。
1944年5月29日，江上达又邀请蒋维乔、刘厚生、唐企林、赵颂平、汤爱理、刘靖基、翁存斋、吴镜予、王春渠等到家中聚餐，主要仍是商讨武进文献征存社事。从两次江家聚餐名单看，除了大成公司董事长蒋尉仙第二次没参加外，其余均是原班人马，这十多位显然就是创社会员。不过，同年6月1日蒋维乔日记，并没提到原定在鸿英图书馆举办的文献征存社成立仪式。
虽未办成立仪式，征存社的文献搜集工作实际上已经开始，这一点在《蒋维乔日记》稍后的记录中得到了证实。1944年7月17日下午四点，蒋维乔“至爱理处，与吴君镜予共同审查修文堂所开来旧书目录，决定购买者数十种，为武进文献征存社需用此书也。六时到江宅，……晚膳后讲《楞严》，讲毕适上达回来，将审定所购书款约十五万余告之”。四天后，7月21日蒋维乔为武进文献征存社购置书籍经费十五万八千余元，再到江家，与江上达沟通，江氏同意过几天付款。同年8月18日，修文堂经理孙实君来告诉蒋维乔，武进文献征存社所购书一大批已经到上海，“约下星一午后送来”。21日下午三点，蒋维乔到鸿英图书馆，四时修文堂如约送书来，蒋氏命馆员将书籍逐一点清后，支付孙氏书款十一万余元，“此为武进文献征存社所购也”。一个月后，9月20日《蒋维乔日记》又一次出现“午后二时半到鸿英检阅武进文献征存社购进书籍”。从以上三个月有关征存社的记录，可见蒋维乔与汤、吴二人负责挑选文献，江上达负责经费支付，具体工作职能分别对应此前提出的征辑、经济两个部分。另外，征存社购置的文献，确也暂存于鸿英图书馆内，由馆员代为清点、保管。
前已说过，受邀到江上达家讨论武进文献征存社事务的人员中，一半是实业家、政府官员，主要负责捐资，另一半是学者、书画家、收藏家，主要负责文献的征辑。在陈光贻加入征存社之前，蒋维乔亲自主持文献选购，汤爱理、吴镜予二人协助。《蒋维乔日记》1945年涉及武进文献征存社三次，其中3月13日、5月30日这两次是为购书到鸿英与汤、吴商议，10月21日这一次参会的人多一些，相当于扩大会议：
二时半赴鸿英。三时约同乡唐企林、刘厚生、谢仁冰、汤爱理、吴镜予、刘靖基诸君讨论武进文献征存社事。四时半散会，余先往亦村杨君翼之家略谈，访问江宅近情，别后至雷上达路，遇江君上悟，知其看守之兵较松，余遂进江宅问慰江夫人，谈半小时而出，六时半到家。
参加者中多了一位谢仁冰（1883—1952），他曾任商务印书馆的经理，在合众图书馆后期出任合众的董事。1945年10月，因江上达抗战期间为保全民丰纱厂资产，不惜向日军妥协，并参加闻兰亭任主任委员的棉花统制委员会，任中方代表。胜利后，江氏自然被定性为附逆，民丰纱厂、江宅被封，江上达被逮捕，家人遭到软禁，故蒋维乔日记中连续几日与刘靖基、蒋尉仙、谢仁冰、杨翼之等商议此事。11月2日，蒋氏约杨卫玉专程拜访杜月笙，希望对鸿英图书馆伸出援手，不致因经济上与民丰纱厂关联而受到影响，“并述上达被逮事，托伊设法帮忙。渠满口答应”，事实上却并未成功。江上达的官司吃了快一年，经多方努力，才获得释放。时隔近一年之后，1946年9月23日蒋维乔再次与江上达见面，谈话内容就涉及武进文献征存社，《蒋维乔日记》载：
五时往访上达，谈诚明及武进文献征存社事，渠仍是以往精神，愿竭力代谋，至为可感，六时回。
可见江上达自己屡经波折，但初心不改，仍热心于教育与文献保存等公益事业。不过，此后两三年里，《蒋维乔日记》很少提及武进文献征存社，仅1948年1月12日有“会毕，赶至江宅，已六时，遂与江夫人略谈文献征存社购书事”一条，可见征存社的活动开展得并不多，主要仍是购买书籍，偶而也会以毘陵文献征存社名义出版书籍，如《武进毛古庵先生全集》四种，就是1949年7月由文献征存社铅印问世。
《蒋维乔日记》
1949年以后，随着上海的解放，原有的很多私立学校、图书馆、社会团体，逐渐改组，武进文献征存社自然也有新变化。后来入职上海图书馆的陈光贻当时还在征存社任职，他曾通过郭若愚介绍，到合众图书馆打听加入工会的手续，《顾廷龙日记》1950年7月6日提到此事：
若愚介陈光贻来询加入工会手续。余于此一无所知，转介其往鸿英，访程剑飞，必有端倪也。陈现任常州文献征存会，即江上达、蒋竹庄所创者。
而此时的武进文献征存社基本上已经名存实亡了，《蒋维乔日记》1950年9月15日所记一事可作旁证：
耿君淡如来谈，六时半别去，余往亦村江宅晚餐。座有沙武曾、陶心如、房虎卿、吴青霞诸君。上悟父子为主人。昔日汤爱理以张翰风临《书谱》首卷让与钱晋葵，不久爱理屡向之找价，又欲索回是卷，晋葵不胜其烦，乃以此卷送我处，捐入文献征社。此卷在我家多年，今文献征存社各书已归民丰纱厂办事处保管，我年老，应将各经手之事交代清楚，特将此卷捡出交与子砺，归入文献社。
由汤爱理、钱晋葵二人因《书谱》卷引起的纠葛，谈到文献社的藏书已经从鸿英图书馆迁出，转入民丰纱厂办事处保存。同年10月30日上午，蒋维乔又有“偕雪琴兄往民丰访江君上达，谈半小时，余顺便看文献征存社藏书”的记录。于此可见，蒋氏与武进文献征存社的关系似乎逐渐疏离。文献征存社藏书为何归民丰纱厂办事处呢？结合1944年武进文献征存社创立之初，没有如期举办公开成立大会，买书经费均由江上达支付等细节推测，征存社的日常经费绝大部分出自江氏，那么，社务活动暂停，作为固定资产的藏书，自然也就交由创办人之一、出资人江上达的民丰纱厂保管，也就不足为怪了。
到了1951年，关心武进文献征存社未来的同乡，在刘厚生为竹淼生接风洗尘的席间，谈起征存社的社产问题，《蒋维乔日记》1951年7月22日记到：
午后六时应刘君厚生之邀，至其宅便餐，座有谢仁冰、沙武曾、顾起潜、吴敬义诸君，商量武进文献征存书籍放在民丰不妥，应归送于常州，或自建图书馆，或与当地图书馆合并，决俟谢君钟豪赴香港时征求上达同意。
当天参加餐叙的顾廷龙在日记中，并没提到蒋维乔的名字，却提了一句——“席间商谈常州文献征存会今后办法”。他或许没有料到，离开上海合众图书馆的沈燮元，进入苏南文管会后，会经手武进文献征存社藏书的接收。
二、沈燮元经手接收武进文献征存社藏书
时间到了1952年，蒋维乔已经八十高龄，他已经有意识逐步料理身后之事，如将自己一生的日记手稿（《蒋维乔日记》的底稿）第一批七十一册捐存合众图书馆。1952年3月13日，蒋维乔与同人商议后，最终决定结束武进文献征存社的历史使命，将书籍、甲骨等藏品捐赠国家：
十一时谢君钟豪来谈文献征存社事，十二时去。午后续阅报。余指示谢君去觅《武进同乡会讯》，第三期中有记载征存社，午后谢君已觅到会讯，于四时复到我家，我即起信稿，将征存社书籍三万三千余册及甲骨文约千片献诸国家，函达文物保管委员会。此函稿由谢君征求沙君武曾同意后，即签名，再由我及徐君哲东签名后邮寄，谢君并与我长谈，至五时方别去。
之后的3月16日、4月24日蒋维乔先后与徐震（哲东）、沙武曾、谢钟豪等分别面谈，到了4月27日上午，他趁到常州同乡会，开保管委员会，蒋尉仙、刘铁卿、李鸿森、徐哲东、谢钟豪、孙启粹等都在场，会后“继复讨论文献征存社书籍，推徐哲东与上海市文物管理会接洽”。1952年6月8日上午，常州同乡会再次开保管委员会，会上议决将文献征存社书物供献国家，送与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由蒋维乔与沙武曾、徐哲东三人具名“致函民丰纱厂，说明将社中书物送交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不日将书物搬移，特为通知等语。即缮就正式公函，由三人签名发出”。
可能有热心人士将武进文献征存社藏书拟捐赠国家的消息告诉了江苏的同乡，苏南文管会与常州市立图书馆对此项书籍均发生兴趣，闻风而动。令蒋维乔感到意外的是，1952年7月7日傍晚五点，沈燮元、朱小刚奉命找上门来：
苏南文管委员会沈燮元会同常州市立图书馆朱小刚来我处接洽，要求收武进文献征存书物，因此项书物先与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接洽，故须向上海方面说过，方可归诸常州。余允约杨宽前来面谈后再决定，二君遂别去。
两天后，7月9日上午十点，沈燮元、朱小刚再次找到蒋维乔，商量武进征存社藏书的归属问题：
据云昨已晤到陈光诒，看过文献社所藏书物，余遂以电话询问杨宽，据答书籍大部分归常州可以，惟须将龟甲文及关于考古书籍归上海市文管会，遂与沈、朱二人商定办法，由苏南文管会及常州市图书馆用正式函来请求，同乡会保管委员会开会决定后，即正式函复文管会及图书馆，即可将书物运往常州，二君别去。
鉴于上海市文管会只要甲骨文与藏书中的考古相关书籍，其余书籍愿意让与江苏方面，只需苏南文管会、常州市图书馆正式出函，即可进行。此后，为了这批藏书，7月14日、7月16日沈燮元先后两次又与陈光贻结伴，找蒋维乔沟通，除了藏品的分配问题，还涉及陈光贻的工作问题：
沈燮元、陈光诒来，谈及武进文献征存社之甲骨文归上海市文管会，要求原管理员请上海文管会留用，缘苏南本可录用，而薪水微薄，远不及上海。陈君家累重，实在困难。适杨宽有电话，我即详告之，渠允设法，惟附带声明：一、要切实保人；二、要陈君本乡区政府证明书；三、要呈请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方可决定。我答保人可由我担任；本乡区政府证明书，陈君虽有函去，但迟迟未来，请上海市文管会去一公文催促之。杨允照办，二君遂别去。
相关公函送来后，蒋维乔趁7月20日上午到常州同乡会开保管会时，将武进文献征存社情况加以提出讨论，最终一致决定：武进文献征存社书物，以甲骨文及考古书籍送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其余书物分送苏南文管会及常州图书馆。下午，蒋维乔根据会议决定，起草与沙武曾、徐哲东共同具名的公函三封，一致上海文管会，一致苏南文管会，嘱其前来取书物，一致上海民丰办事处，告知从前寄存书物现将搬取。7月22日下午，沈燮元、王春生如期而至，拿了公函去接收相关书籍。
陈光贻编《武进文献征存社藏书目录》
武进文献征存社的藏品到底有哪些？从《蒋维乔日记》中只知有书籍、甲骨文，详细名目无从得见。所幸陈光贻所编的《武进文献征存社藏书目录》稿本，完好保存在上海图书馆。此目写于半页十行的朱丝栏稿纸上，书前有凡例、总目。按凡例称，全目分类采用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法，略加增并，全书分为三卷，第一卷列朝乡先哲撰著书籍、稿本及有关武进文献的材料，第二卷全国古今学者著述书籍、稿本及丛书、杂志，第三卷文献、文物。卷一、卷二按经、史、子、集、丛五部分类，杂志附于卷二最后。卷三主要分为两类，文物是指商卜甲骨片，文献是指内阁大库要档。卷一、卷二两卷中著录的藏书，普通版本居多，偶有明刻本及清人稿本，据我所知张武曾《说文证异》稿本五卷有吴大澂题跋者、缪荃孙旧藏《咸淳毘陵志》旧抄本、赵烈文《落花春雨巢日记》稿本五册、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赵宽抄稿本五十四册、赵烈文《赵惠甫手札》手笺装裱本一册、钱大昕校跋旧抄本《大金国志》、沈廷芳旧藏清抄本《高丽国史》三十二册、旧抄本《杨大洪忠烈实录》三册等，现均藏于南京图书馆。卷二史部金石类自第一种《艺风堂金石文字目》至最后一种《续殷文存》共计七十二种，书名上方均画○，同样画圈的是卷三殷墟商卜甲骨片三宗：
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骨片五百四十五件 已经本社整理编号。查检并块有二合一、三合一者，与前墨拓出板之图样略有不同，详记本社编之整理记。
铁云藏龟甲片拾件 另附一件未确定。（参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罗诗氏序称，见于铁云藏龟者十之一二，当时哈同之妻罗迦陵购）
未经检出整理及当时未著录发表甲骨二百二十一块 未经查检及零碎脆弱，不便墨拓之甲骨片。
这批书籍与甲骨应该就是上海市文管会所接收的藏品，圆圈可能是陈光贻等当时移交时所作记号。经过大半个月的点交，武进文献征存社的旧藏，分别转入上海市文管会、苏南文管会、常州市图书馆。陈光贻留在上海工作，并获得一笔遣散费，蒋维乔在1952年8月16日《日记》中提到“陈光贻来，武进文献征存社事完全结束，由我主张发给陈君解散费壹佰叁拾贰万元，转嘱谢君钟豪支付”。
三、赵烈文日记稿本、抄本的流转
武进征存社藏书中精善本之本，由沈燮元经手，转入苏南文管会，普通书可能归了常州市图书馆。1955年，苏南文管会迁往南京，机构调整后，沈燮元先生跟随古籍藏品并入南京图书馆，武进文献征存社所存善本等遂归南京图书馆。这批书中，近数十年中，最为人注意的非赵烈文日记莫属。推究其原因，赵烈文日记无论内容，还是篇幅，都可以比肩晚清四大日记，它有一个特征是别家所没有的，那就是《落花春雨巢日记》、《能静居日记》除了赵氏手稿传世外，另有其子赵宽的传抄本，内容方面，抄本与原稿并不完全相同，然抄本比原稿内容不减反增的，却是相当少见的。
《赵烈文日记》
有关日记版本的情况，樊昕兄在其整理的《赵烈文日记》（中华书局，2020）附录二《论赵烈文日记的文史价值》一文中已作揭示，兹不再重复。对于《能静居日记》原稿一种入藏台湾图书馆，《能静居日记》赵宽抄本与《落花春雨巢日记》稿本、赵宽抄本入藏南京图书馆，此前长期令学界产生误会。曹聚仁（1900—1972）在《天一阁人物谭》“赵烈文《能静居日记》”一文中说：
而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对太平军、湘军及晚清朝野动态，有着更真实的记叙。这部日记，共六十四册系赵氏手写原稿，原藏江苏常州赵氏家中。抗战时期，其孙以三百银元出售给陈群（福建人，任伪政府职），胜利后，陈既伏法，此书也充公，今藏南京图书馆。我知道中国史学会准备将原稿影印，尚未出版。最近，我才知道，台湾图书馆也藏有《能静居日记》原稿，一位史人陶秋惠看过原稿，说是五十四册（他不知道南京图书馆另有原稿，却讥刺中国史学会弄错了册数）。这两种原稿，究竟哪一种是赵氏手迹，哪一种是赵家后人过录本，我未见原稿，无从悬断。
《能静居日记》
曹聚仁对台湾藏《能静居日记》稿本的来源介绍无误，它确是陈群泽存书库旧藏，1945年陈氏服毒自杀后，泽存书库充公，1949年善本被运往台湾。但他不知南京图书馆的《能静居日记》是武进文献征存社旧藏的赵宽抄本。说来奇怪，曾经任职武进文献征存社的陈光贻，在曹氏之后，反将社中藏抄本与陈群藏稿本混在一起介绍，即1989年齐鲁书社出版的《简明古籍辞典》中“能静居士日记”一条称：
日记稿本及其子赵宽抄本五十四册，抄本至烈文卒前二年止。二部均藏于上海武进文献征存社。伪官陈群强欲分让一部，经蒋维乔鉴定，赵宽抄本将烈文手撰密奏函札录于日记中，稿本则无，抄本比稿本尤为有用；稿本遂为陈群取去，今已在台湾影印。抄本又经徐震校正，今藏于南京图书馆。
《简明古籍辞典》虽署名胡道静主编，实际上陈光贻是主要撰稿人，且从行文涉及蒋维乔、徐震、武进文献征存社等关键词推测，此条很大可能出自陈氏之手。在他编的《武文献进征存社藏书目录》中对日记的描述如下：
落花春雨巢日记五册 清武进赵烈文（惠甫）撰 手稿本 惠甫早年时日记草稿本。每半页十行，直行格次纸。自咸丰二年至五年。
能静居士日记五十四册 清武进赵烈文（惠甫）撰 稿本 自咸丰八年五月初四日至光绪十五年六月二十止。惠甫二十七岁至五十八岁间日记。自咸丰八年至同治五年间书稿名“能静居钞”，每半页十行，直行格本。自同治五年十二月至光绪十五年六月，书稿名“亦龙亦蠖之居”，每半页十三行，方格本。两种皆毛边纸，未装钉。
《落花春雨巢日记》
《能静居日记》
并无只言片语牵涉陈群藏本，且在二十多年前，陈光贻本人撰文谈赵烈文日记的传本时，也没有谈及陈群强取豪夺《能静居日记》原稿。1962年10月24日，陈光贻在《光明日报》第四版发表《赵烈文日记的传本和收藏》一文，其中谈到：
赵烈文的日记向由子孙保存，在汪伪时期，由他的孙女将全部日记出让于武进文献征存社。日记的原稿名称不一。《落花春雨巢日记》是他最早的日记。后又有《避乱日记》《能静居钞》等。原稿最重要的部分，被当时汉奸陈群劫去，今不知下落。收藏在武进文献社的，只有原稿《落花春雨巢日记》五册，及他儿子赵宽过录的《能静居士日记》五十四册，已非他一生的全部日记了。《能静居士日记》是赵宽过录副本后定名，不是原稿的名称。他的日记，以前只在《小说月报》上登过三期。又陈乃乾先生编《赵惠甫年谱》引证了一些材料，其余的都未付印。解放后武进文献征存社结束，将所藏的赵烈文日记五十九册捐献国家。
现存基本完整的《能静居士日记》，据武进蒋竹庄（维乔）先生说：“是赵宽集录他父亲一生的日记，定名称《能静居士日记》，能静居士是赵惠甫中年后的别号，此日记是赵宽少年时所抄录，书中错字甚多，又有脱落字句，没有和原稿详细校对”等语。此本日记后来经过武进徐哲东（震）先生校正，但不过改正了字句上显著的错误，也没有和原稿校对。
以上的记述，相对客观而严谨，何以见得呢？十分凑巧，在《蒋维乔日记》中唯一较为详细记录帮武进文献征存社买书的一次就是收购赵烈文日记，时在1945年4月6日：
午后三时到鸿英，前由庞君甸材介绍为常州图书馆购常州先哲赵君惠甫之《能静居日记》稿五十四册及《落花春雨巢日记》一册，由其孙女彦姞收款出字据，今日约在图书馆成交，计中储券四十三万元。
显而易见，这就是武进文献征存社旧藏的那部赵烈文日记，时距抗战结束不过数月而已，蒋氏日记中只有检阅此日记的记录，没见一字一句提到陈群来强取赵氏日记的记录。赵烈文或许不会想到，他的日记与南京的渊源竟如此深厚，《能静居日记》原稿于1940年代被保存在颐和路的泽存书库，去台湾数年后，《能静居日记》赵宽抄本与《落花春雨巢日记》原稿又从上海经苏州来到南京。更巧合的是，《落花春雨巢日记》赵宽抄本经贺昌群之手，亦入藏南京图书馆。
沈燮元先生
不过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我曾听沈燮元先生谈起他征集善本时的一些轶事，如从孙邦瑞处征集辽重熙四年碧纸泥金写本《大方广佛华严经》，从铁琴铜剑楼征集北宋金粟山广惠禅院写大藏经本《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从昆山接收黄跋本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手稿，却不知南京图书馆的赵烈文日记也曾经其手，要是他还健在，问起此事原委，必然有些我们从书本上无法获知的细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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