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河记》，李敬泽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11月版
李敬泽先生的“行走”散文集《上河记》（2022年11月出版）获得了2025年第五届三毛散文奖中的“散文集大奖”（共5部）。4月20日，他来到三毛的故乡浙江舟山参加“三毛散文奖之夜”，顺道为浙江海洋大学的师生们做了《从河到海——在行走中成为自己》的文学讲座。李先生虽是在讲述自己从黄河边行走“寻找自己”到大海边领奖“成为自己”的心路历程，可我却心有戚戚地认为“从河到海”正是对自己人生经历的凝练概括，而况书中超三分之一还多的内容情系我的故乡宁夏，便在灵魂深处、在黄河的精神河道中，展开了与《上河记》的对话。
一、寻根中的心灵史
《上河记》原名《河边的日子》，由十四篇记录西行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的游记构成，写于2000年10月，2007年作者将之编入另一本书《反游记》。他称原书是“一本寂寞的书”，“很少有人读到”，直至2022年的某日，有朋友说当年喜欢这本书，他重新“回到那些地方，回到二十二年前的那个自己身上”，发现他自己“也是喜欢这本书的”，便增补了写于2019年的《自吕梁而下》，合为十五篇，再次出版，是为《上河记》。
李敬泽先生在2022年5月3日下午的《序》中写道：“重返二十二年前，现在侵入往昔，他乡原是故乡。”似乎顿悟了2001年《序》中的混沌与迷茫。那时的作者“行于河边”，“感到熟悉、亲切”，“也感到巨大的陌生”，他“觉得在这一切下面肯定有更广阔更深邃的事物”是他没有见到、难以接近的。读者可以说这是作者的“恍兮惚兮”，也可以认为这是他最终确认“我是黄河的后裔”的逻辑铺垫。关于“见见山川、世面”“置身于彼”的行走动机与“激越的写作”的驱动力，他在第十三篇《米脂街头的堂吉诃德》里“谨慎”而“羞涩”地暗示过，他的父亲出生于山西芮城的地主之家，九十年代初，他的大伯曾在黄河风陵渡口指着河，对作者的弟弟说：“以前这河上的船全是咱家的。”这“千年古树开花，梦一场”般的追忆（第十四篇《梦一场及遍地红花》中语），正是“召唤”作者“在黄河流域的广袤土地上漫游，走过山、原野、河流、村庄、城市”的潜意识，或说是作者已明确意识到了但不愿公开承认的隐秘动机。在2007年编入《反游记》时，作者说书名来自法国作家马尔罗，马尔罗晚年写过《反回忆录》，通过面对死亡来认识生活，显然李敬泽先生模仿了这样的主题探索意图。他用一个“反”字，明确地隐喻着，他的漫游不是旅行，而是通过见闻、深触、感悟沿黄四省自治区人民的苦乐生活、悲喜人生、敬慕与信仰，来寻山河故人之精神、多民族文化、黄河文明之根脉。因此可以说，《上河记》是一部不断追问“我是谁”（2001年的序、2022年的跋《我一无所知》）的寻根心灵史。
二、漫游中的史地考
即便《上河记》探讨的是人事代谢的生存、沧海桑田的历史等宏观、微观、中观兼具的变迁主题，但在编排形式上，李敬泽先生还是采取了读者习惯接受的顺序叙事法，即以地理空间的自然转换为叙事焦点和广角镜头，以2000年6月至9月的星河流转为记录线索，以各地的日常生活、人物故事为表现核心，完成了十五篇类似于风俗画册页般的既独立又统一的西行札记。
之所以更愿意称之为“札记”，是因为它们多多少少受到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的哲思影响，带有博览群书之后现地考的“巴别塔”思维痕迹，有潜在的欲解锁黄河文明密码而必须循迹溯源的渴望。但它们祛除了曾经流行一时的文化苦旅式的矫情和卖弄，亦不沾染“站在塞纳河边或泰晤士河边看黄河”的西方文化视域审视下“隔”的气息。虽然李敬泽先生随身携带的不乏像瑞典人斯文赫定所著《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丝绸之路》、丹麦人亨宁哈士纶所著《蒙古的人和神》、法国传教士古伯察所著《鞑靼西藏旅行记》之类的西方探险家著作，甚或有《哈利波特与魔法石》这样的流行小说，但却仅将之视作现地考的参照读物，为的是在穿越的对读中想象历史中的古道风尘，亦是帮助正在查勘之地恢复记忆。李敬泽意欲使用“古外—今中”两种叙事语言和节奏，构成一种复调叙事，讲述同一探险故事，又似以黑白和彩色两种交叉的文字画面，描绘同一横贯中亚的古老商道。
“得知千载上，正赖古人书”，作为参考读物的还有顾颉刚先生的《西北考察日记》、古代阿拉伯历史学家艾卜•哈桑•阿里•马苏第学术旅行之作《黄金草原》、圣埃克絮佩里的小说《夜航》与散文集《人类的大地》、张仲礼的《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福克纳的小说等，包括提前做过的功课、查阅过的文献，譬如《东乡县志》《固原县志》《海原全县要览编稿》、1921年3月6日的《中国日报》，以及后人辑录的1922年的史料《彼岸视点》中的《“那里的山移动了”》，事后查证的书《米脂县志》《辞海》，随文插入的古诗、对联、匾文、碑文、民歌、花儿、寺庙简介、新闻与旧闻报道、民间传说逸闻，等等。虽然李敬泽先生在2022年的《序》中称2000年的漫游是一场“突发神经”说走就走的旅行，但我们仍能从他时而学究、忽而兴起的考据中，洞穿他欲盖弥彰、蓄谋已久的“梦想”与“计划”，那是缘于与以上传奇旅人与爱国学人的著作对话后，内心不断被他们“召唤”的溯源之旅。因此，这部游记中镶嵌了作者看到、了解到的历史、地理、文化、民俗、民族、宗教、人口、气候、物产、房屋、饮食、服饰、语言等多方面丰富饱满的第一手风物民情的信息。读者可以将李敬泽先生提供的文献史料与他自己的描述文字对读，构成互文式的阅读支架，从而建立对陌生的而又与中华文明紧密相连的黄河流域乡土社会的历史解读、现实识别和文化想象。
三、交织着时代悲欢的故事
《上河记》中最好看的，当属带有纪传体色彩的人物命运故事。虽然李敬泽先生是唯物主义者，但他叙写的那些人物及其家族命运，其个性与信仰天然蕴含着宗教、哲学与历史的内容和元素。作者看似漫不经心，实则细致，甚至有些雕声绘色、刻意锻炼地再现了与他们相遇的片段。通过记述大道至简的对话、捕捉细微传神的表情，李敬泽隐秘地为他们立了传。读者能够透过特定时空的叙事剖面，想像他们“直截、坚定、偏执、猛烈”的一生。作者大概想用十四篇小说化的散文勾勒出一个个具体的、独立的有血有肉的人物故事，而后绘制出在乡土中国拥有“强悍灵魂”的生存者的群体画像。他在2022年的跋《我一无所知》中坦言：“我为它浩大的、流动不居的多样性而惊叹……还有人的表情、人的信仰、人的记忆，人们感受、思想和表达的方式……没有这种无限的多样性就没有这个民族，没有这个被人谈论的中华文明和文化。”李敬泽选择记录的邂逅之人，可以代表黄河文明的多样性，他们不是被文学语言塑造出来的理念人，而是被黄河孕育的、被西北大地喂食出的感情丰富、形象鲜明、不矫不饰的自然形态的人。
除了实地勘查的探求欲望之外，李敬泽先生把全部热情贯注在观察、融入、共情那些淳朴的乡人身上，这些“陌生的人”似乎是从黄河流经之地长出来的，却是他要见的“世面”。出发之始，他确实只想做田野调查中的观测者，力图忠实记录民俗，以感知“原始观点下的原始文化”。开篇2000年6月5日，在甘肃红城子，他遇到拐腿老汉，并在老汉自家门前为其照相，老汉天真笑着，他却不想被老汉的情绪和情感所左右，以免影响观察的客观性。或许他的初衷，真是想像他所景仰的先贤们一样，做一次科学的考察呢！然而，走着走着，他渐渐动情了，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接下来，遇见保老人。跟随保老人的视线转移，李敬泽先生切换至家族叙事模式，绵延数代、耕读传家的乡人们既固守传统又与时俱进，他们在肃然的传承中保持着深稳安静的生活基调。在自然衔接杨家门楼和“木头圣人”杨木匠的家族故事后，作者在文献、想象、历史、现实中来回穿越，最终落脚于张老人的故事。红城子曾经的繁华与如今的落寞，在几位老人的口述中轮番演绎，李敬泽也渐在简净的生活中体味到了一种安定秩序中的岁月常新。
6月6号，在东乡祁家，李敬泽与少年马乃、披着白色头巾的老妇人展开了简短的对话，寥寥几句，生活的苦涩就扑面而来。而后小学女教师的温暖微笑、马志龙的高傲敏感、调皮孩子的鬼脸与真话，开始让作者为自己仅是旁观者而“脸红”。6月9日，在仄新坪的花儿会上，王兰沉浸忘情、泫然欲泣，清醒认知自己的婚姻不得自主，她与永登的“吉卜赛人”一样，似乎无法摆脱神秘严厉的命运诅咒。很难讲清楚李敬泽临走时给与王兰对唱的男人二十块钱的深层动因，被吹乱的心，是否担忧着王兰那未知的命运？
李敬泽先生共情被观测者的高潮，我认为涌现在7月漫游宁夏西海固时。固原须弥山中的大佛雄伟而慈祥，俯视风云变幻一千多年，令狂妄强悍的人变得柔软。受一路朋友的影响，李敬泽也开启了虔诚、敬畏与慈悲之旅。他认为这里的人民“洁净而自尊”。萧关道上，马登元和他开了十七年的汆面馆，让他看到了“虔敬”的本色。西吉党家岔村，因外孙被烫伤却无钱医治而流泪的老太太，让他感到“虚弱、慌乱”。郭文斌父亲的梦想和他的堡寨，让他领悟庄重与声望之于农民的重要性。最为情感波澜翻涌、五味杂陈之处，是他与朋友石舒清、陈继明在老公社书记的指引下走访同心下马关“寡妇村”秦义美家。秦义美是秦家的小女儿，只有十七岁，在父亲吸毒贩毒坐牢、姐姐十几岁被迫嫁人后，承担起了家庭的重任，成为家庭的顶梁柱，种地、做饭、挖甘草，养活全家。如此悲苦、狰狞的现实，使李敬泽再次感到“虚弱”，即便偷偷赞助秦义美之后依然不敢面对她的眼睛，甚至觉得“无地自容”。这个十七岁的孩子是不幸的，面对着绝对的绝望，李敬泽不想成为一个“施舍者”。此时，“同情”“怜悯”这些可能妨碍观测客观性的情感已经完全攫取了他。然而，正是这份深深的共情，净化了西行前高谈阔论的“麻木不仁”（《跋》），升华了见识“世面”和“陌生的人”的意义（《序》）。可以说，在西海固地区，李敬泽成为“交互的共构者”，他直接参与了故事的生成。
压轴的是剪纸老人郭佩珍的故事。它占据佳县这一章三分之二的篇幅，有种百年孤独的悲凉。而“梦一场”的主题又隐秘链接着李敬泽家族的故事，是他沿黄河流域寻根并写作的潜意识之浮现。郭佩珍剪纸中的世界是一派繁华、祥和安稳，体现着民间传统与文化对于和谐秩序的追求。在无常的生活中建立秩序，本身就孕育着希望和幸福，哪怕它是脆弱的、易毁的，哪怕它像“千年古树开花，梦一场”，承受漫长等待而转瞬即逝，但在当下，它总是“最鲜的红、最亮的黑”。
此外，全书遍布着一些传奇故事，譬如西北军阀马步芳之兄马步青为姨太太修蝴蝶楼，内蒙古茂明安的王爷的福晋额仁钦达赖反出百灵庙替夫报仇、投奔傅作义，北京师范大学学生高佩兰回到米脂创办陕北第一所现代女校，等等。李敬泽笔下的故事与故事之间有着内在的韵律，由于故事的存在，那些堡寨、高院、神庙，均有了可被透视的观感，而没有故事的乡村、城镇，注定是一片没有灵魂的废墟、无风与草及牛羊的荒原。温柔的、悲情的、伤痛的、快乐的故事，尽管会使李敬泽心慌，但构成了自我审视的镜像，它们照见了作者的“无知”。这些故事是一种完全异于已知的生活样态，作者在《序》中坦承，“那次漫游一定程度上确定了、标记了后来的我”，“对田野、对山河故人，对实际的而不是理念的人世与人事的持久热情和向往”。
四、跨界文体的叙事艺术
最后谈谈《上河记》的体裁特征和叙事趣味。《上河记》综合了游记体小说《老残游记》、散文体小说《受戒》的优良品质，展现出跨界体裁的趣味，可称为小说体散文。李敬泽注意细节，收集趣闻，笔触细腻而生动，他与沿黄乡镇、村庄的情感与日俱增，而对话的减少表明了某种默契与融洽。他将认知的敏锐、语言的活力、叙述的才情，汇合成一种探索的激情、一种表现的能力，他的写作风格某种程度上也能代表2000年的时代精神。
李敬泽行文看似散漫实则精心谋篇布局，每个人物、每则故事都由恰切的语言与精心的画面来剪裁塑造。他笔下的人物形成了连贯而紧密的谱系，不仅仅映射文化与社会，更是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审美。沿黄流域乡民坚韧生存的毅力、静默承受的大地品性，是作者认可与欣赏的。他们的外在可能缺乏活力，但心灵是充沛的，安放着信仰、道德与人情。《上河记》中大部分故事的切面并未呈现复杂历史的演变痕迹，但在作者不动声色的叙述中，读者依然能感受到曾经繁华与如今衰败的交替、胜与败的较量、高潮与低谷的起伏。特定历史语境下的社会缩影，被揉入2000年写就的纪行文本，成为一种隐喻和象征——贫困的重负与缓慢现代化的变迁，在沿黄流域反复拉扯与纠缠。
这是怎样的一种审美建构呢？它不能说是诗的，它与诗不沾边，但它带有严苛环境包裹下的浪漫幻想与希冀，而这本质上属于诗，因它有超越日常经验的美感。北京与西北代表着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西北地域鲜明的独特性、多民族融合的异质性，彰显出来的不仅是自然环境的不同，更是精神与文化生态上的区分。2000年的沿黄地区大部分与现代化绝缘，但又有一部分怪异的突变，初现新时代的峥嵘景象。而贫瘠与荒凉，在与现代化的不和谐交互中凸显出一种凌厉的美学，述说着时代变革中转型的艰难与疼痛。李敬泽以跨时空的视角，通过行走与记录，产生了对黄河文明的亲近、眷恋。《上河记》中的景色、风情、民俗、人物均不是出自文学想象，它是社会学、人类学意义上的田野调查式的日记，是哲学与历史学意义上的寻找并成为真正自我的沉思录，在文学史意义上，亦是具有文体突破意识和价值的游记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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