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研究宣传，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创新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部署要求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着力打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人才高地，加快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在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上海市教委的指导下，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联合开展“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支持计划（2025-2027）”。在2025年“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支持计划入选名单”中，共有10位同志获评马克思主义理论突出贡献专家、9位同志获评2025年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名师、29位同志获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青年骨干。
澎湃新闻推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突出贡献专家”系列访谈，对话获评的上海“马克思主义理论突出贡献专家”。生动展现这几位长期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一线工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中作出重大贡献的理论名家治学育人的故事，以及他们的所学所思是如何扎根中国大地、赓续中华文脉、厚植学术根基的。
本文是与东华大学张怡同志的访谈。
张怡，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怡教授长期从事研究生思政课的教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重大社科基金子项目、上海市重大社科基金子项目等，其著作《虚拟认识论》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虚拟现象的哲学研究》作为信息文明丛书一部分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张怡在教学岗位上积极推进思政课的改革，其教学成果获上海市二等奖，曾被上海市科教党委聘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专家咨询委员，被上海市教委聘为上海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指导专家。曾历任全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上海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兼法人代表，上海市科学学研究会副理事长，上海市科协委员。
澎湃新闻：您一直潜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获得了非常多的荣誉和奖项。这次，您成为了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突出贡献专家，能否谈谈感受？
张怡：能获评“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突出贡献专家”，我感到非常高兴。这不仅是一份极高的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这份感谢主要有两方面：首先，感谢我所在的东华大学。是学校提供了自由探索的学术氛围和长期的政策支持，也感谢推荐我的领导、同事以及学生对我工作的充分认可。其次，感谢市委宣传部、市教委以及相关职能部门在我退休后仍给予这份荣誉，它不仅是对我个人长期工作价值的肯定，也是对在职教师及下一代的莫大鼓励，实事求是地说，面对这份极高的荣誉，我深感自己的付出还远远不够。这既是对过去的肯定，也是未来的动力。虽然我已经离开岗位，但未来仍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
澎湃新闻：您是怎么样进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这一方向的？
张怡：借用马克思青年时期的想法：一个人的职业选择，（在我看来，甚至包括研究方向），往往不是由个人意志所决定的，而是受到特定历史环境和社会关系的约束。实事求是地说，我进入这个领域正是如此。
大家可能以为我是文科出身，其实我原本是理科生。当年我报考的是东南大学（原南京工学院）微电子专业。但因学校师资需求，我被分配到了“自然辩证法”师资班（源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毕业后在华东师范大学读研也是该方向。由于本科主修物理，所以我早期的研究主要围绕“物理学哲学”展开。
自然辩证法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后来转向更宽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主要源于在东华大学（原华东纺织工学院）的工作经历。当时我的工作导师是上海非常著名的董孟华教授（曾获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终身荣誉奖，已故）。
她曾带我编写一本关于“当代青年如何追求社会主义理论”的著作。这与我之前的物理哲学研究跨度很大。我们需要研究青年的心路历程：从最初受西方思潮影响，推崇萨特的存在主义、尼采的“超人”哲学、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到后来转向马克思、寻找毛泽东思想，甚至涉猎佛教。正是这项关于青年心路历程的研究，引导我真正深入地进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方向。
澎湃新闻：您经历了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这对您看待问题的视角或方法有什么潜移默化的影响？
张怡：我深受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影响，习惯站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视角去探讨社会问题。比如在研究当代青年的追求时，我往往会从科技发展的角度去切入和分析，这与我理科出身的背景是分不开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对我影响至深。例如，在探讨如何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我坚持认为必须同时从历史和逻辑的维度展开，这样的教育才是有根基的。
我始终认为，理论研究不能为了学术而学术，必须能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这种将理论与具体问题相结合的态度，让我在从事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时，能够更有效地解答实际困惑。
既然我是理科转文科，基础相对薄弱，就更需要掌握好研究工具，特别是外语。那个时候根本没有翻译软件，必须依靠扎实的英语阅读能力去攻读大量文献。虽然我口语一般，但在外文文献的阅读和掌握上，我投入了大量精力，这对我的研究至关重要。
澎湃新闻：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怎么看的？
张怡：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时代化是两个不同但紧密联系的维度：
中国化的核心是将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毛泽东思想就是最好的例子，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并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转化为指导中国实践的行动指南，从而䊨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可见任何外来文化要在中国落地，都必须经历这种转化。
时代化的核心是紧跟全球社会进程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当今的“时代化”必须回应“互联网+”、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以及新质生产力等前沿问题。我们不能仅停留在传统的中国化层面，更要站在历史和科技发展的高度，用马克思主义去研究这些新兴领域对我国社会的影响，并且从中汲取营养，让马克思主义具有新时代的特色。
我从2000年起就开始研究“虚拟哲学”，在国内算是最早的一批。我们过去研究的是“实体哲学”，而在数字化时代，如何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切入“虚拟”这一非实体领域，探讨唯物主义在虚拟空间中的体现，是一个巨大的理论挑战。
比如关于青年人沉迷虚拟社区的现象。这涉及到人性的基本问题。现实社会充满了各种约束（工作、人际、生活压力），而人性深处有一种突破约束的冲动。当现实让年轻人感到迷茫或压力过大时，虚拟空间就成了一个很好的释放场所。那里的规则比现实宽松，能给予他们心理上的慰藉。但是，任何社会空间，没有绝对的自由。虚拟世界看似自由，但这种自由并非没有底线。从哲学技术术语来讲，虚拟世界是由“二元符号系统”（0和1）构建和规定的。这意味着，即使在虚拟中，人也无法获得绝对的无限制自由。真正的进步，是在自由与限制之间寻找平衡。
澎湃新闻：您能聊一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未来吗？
张怡：作为一个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立身之本”的学者，我非常关注它的未来发展。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必须与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相适应，特别是与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这些科学技术元素相结合。
比如说，对“劳动价值论”的深化研究上。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奠基性理论。但在人工智能和算法系统开始执行越来越多原本属于人类的活动时，价值创造的源泉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应该如何深化理解？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关键理论问题。由于我是理科背景，我更倾向于从定量角度思考：劳动中蕴含的技术分量会对劳动价值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从劳动形态来说，我曾提出要加强研究“超专业劳动分工”的现象。以快递为例： 过去邮局寄书只是单纯的物理传送。现在的快递服务包含了实时追踪、智能调度等功能。这种由系统和算法完成的“超专业介入”，大大提升了劳动的价值含量。再如网约车和推荐算法， 现在叫车靠算法匹配，看新闻靠算法推送。这种“算法劳动”和“数据劳动”已经成为新的劳动形态。
算法和数据为企业带来了巨大的价值，虽然这对企业有利，但对社会的影响需要审视。如果能深入研究这些新形态下劳动价值的形成机制，就能极大地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立新的学术体系。
澎湃新闻：在思想理论领域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张怡：对我而言，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研究对象，更是我几十年来的“立身之本”。结合在理工科院校的教学科研经历，我始终秉持“明德笃学致用、人文理工交融”的理念：既要通过马克思主义确立个人修养与治学态度，更要拒绝“空对空”的理论空谈，主张立足现代科技与中国社会发展现状，将人文社科与理工知识有机融合。我曾指导学生结合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技术背景，就“敬畏自然”或“超专业劳动分工”等课题在全国“挑战杯”竞赛中斩获大奖，这正是该理念的实践印证——只有当我们不局限于单一的理论条框，而是具备跨学科的技术视野，真正读懂当下的AI与互联网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焕发出真正的生命力。
澎湃新闻：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的推进，您是怎么看的？
张怡：我觉得这个主题比较大，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讲清楚的，总体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的推进，应该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两个角度切入，研究内容一方面在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和基本立场等方面进一步深化，比如前面讲的劳动价值论。另一方面要根据社会新的变化，丰富内容。我的看法是要紧扣“新质生产力”与“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形成新的学理内容。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围绕前面提到的“中国化”和“时代化”，核心在于分析当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质生产力”，其中一个要求就是要我们深入探讨其对社会关系的冲击。
在数字化时代，传统的产业工人（如纺织、钢铁）依然重要，但数据可能成为新的权力来源。谁掌握了大数据和算法技术，谁就拥有了话语权和控制权。这可能会导致社会产生一个新的“技术精英阶层”。这个精英阶层可能会影响社会机构的权威。如果不加以规范，任由技术权力无序扩张，可能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后果（如“寻租理论”中的负面现象）。因此，如何通过制度将技术精英的权力关进“笼子”里，也是我们必须研究的课题。
此外，从研究方法上看，现代社会离不开“计算”。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不能仅靠传统的文科方法，必须引入计算社会科学，构建跨学科研究体系。面对海量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数据，如果我们不会利用计算工具进行分析，就无法准确把握社会动态，更谈不上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互联网时代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十五五”规划中的智能治理），也需要我们运用AI等技术手段来提升治理效能，包括风险预警、反腐败、宏观调控等。
我认为目前中国在利用AI辅助治理（如反腐、风险预警）方面做得还不够，现阶段应加强技术应用。但技术是把双刃剑。虽然我们需要AI来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但绝不能让执政能力异化为对技术的依赖，更不能变成“人工智能的奴隶”。这需要在技术伦理和政治哲学层面进行严格的把控和平衡。
澎湃新闻：如何让同学们或者青年群体更好地去理解马克思主义？上好高校的思政课，关键在哪里？
张怡：关于如何让青年学生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并上好高校思政课，首先要澄清一个误区：从统计数据看，当代青年对马克思主义并非排斥，甚至因为就业竞争等现实考量，入党积极性很高。但不得不承认，课堂上确实存在学生“抬头率”低、打瞌睡的现象，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教学内容从小学到研究生层层重复、过于粗放，缺乏新意。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关键在于教学方法的革新与教师的主动性。一方面，我们要拒绝“面面俱到”的粗放灌输，转为“精准化”教学。应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和AI，借鉴“建构主义”理念，将课程设计得像游戏“闯关”一样，让学生在解决问题中“升级”；同时结合虚拟沉浸式技术与线下实践基地，做到虚实结合。另一方面，核心在人，在教师。虽然不能苛求所有老师都是顶尖精英，且目前确实存在部分老师仅被动应对考核的现象，但我们必须通过合理的分类考核与培训，激发老师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只有当老师能把课讲得既“入耳”又“入脑”，思政课才能真正摆脱枯燥，产生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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