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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王姝
2005年，正值城商行10周年。一位原银监会官员在当时发表的《城商行十年之痒》文章中警告称，前有四大行和12家股份行“堵截”，后有农村信用社和外资行“追击”，夹缝中的城商行将不得不面临洗牌的格局。
20年后，这个由于经营区域限制、被视为“配角”的群体，不仅没有在夹缝中萎缩，反而以年均20%的增长撕开市场裂缝，改写了商业银行的竞争格局。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11月1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末城商行总资产达65万亿元，占银行业的13.8%，相比2005年上升了8.7个百分点。
尤其在近年信贷需求不足、国有大行下沉的背景下，城商行的市场份额不降反升，显示出极强的韧性。界面新闻根据同花顺ifind数据统计显示，2020年9月—2025年9月，资产规模扩张最快的七家上市银行全部为城商行，它们在五年内实现了资产规模的翻倍，相当于“五年再造一个自己”。这使得部分城商行在主要指标上超越尾部乃至中部的股份行。
界面新闻记者采访了解到，区域经济活力和政府项目成为城商行扩表的重要引擎。“我们的核心优势就是和地方政府、国企的关系密切，这几年我们贷款需求一直比较旺盛，主要来自国家级的战略项目和地方性新项目，不存在需求不足的问题。”西部省份某上市城商行计财部人士对界面新闻记者直言。
随着城商行的崛起，以往主要面向全国性银行的政策，如今也开始惠及城商行。一个标志性的例子是，今年央行创立的5000亿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发放对象除国有大行、股份行外，还首度纳入5家头部城商行。当越来越多的城商行具备股份行的实力后，类似这样的“破例”可能会更多。
比肩中部股份行
中国商业银行主要分为大型银行、股份行、城商行和农村金融机构四大类。前两类银行是全国性银行，体量庞大；后两类则更具地域特色，规模相对较小。长期以来，这四类银行在个体层面形成了清晰的梯队差异：单个大型银行的主要指标通常高于股份制银行，股份行又高于城商行，而城商行则优于农村金融机构。
然而，近年来这一格局悄然生变。国有大行凭借其强大的资金实力、广泛的分支网络以及政策支持，在普惠金融等领域持续发力，业务不断下沉，市场份额显著提升。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截至9月末大型商业银行资产占全行业的43.9%，相比五年前上升了3.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六家国有大行的行业地位更加稳固，“强者更强”。
“在信贷需求较弱、经济增长承压的背景下，国有大行承担着稳增长的责任，资产扩张速度加快。由于其资金成本低，客观上从股份行、城农商行抢走了部分优质的中小企业客户。”某股份行资产负债部人士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
在国有大行扩张的同时，股份行、农村金融机构的市场份额分别下降1.9、0.1个百分点。不过城商行顶住了国有大行下沉的压力，同期市场份额提升了1个百分点。
从个体看，这一变化更加明显。界面新闻记者根据同花顺ifind数据整理发现，2020年9月-2025年9月资产扩张最快的15家A股上市银行有12家为城商行。其中，7家实现资产翻倍，3家增幅在85%左右、接近翻倍，余下两家增长约71%。
这12家城商行资产规模在过去五年合计扩张了12.5万亿元，占同期全部城商行资产增量的一半。尤为关键的是，其强劲的规模扩张有效对冲了行业净息差回落的压力，进而驱动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稳步增长。据国信证券测算，除城商行外，大行、股份行、农商行均未能实现“以量补价”，利息净收入出现下降。
这一强劲的增长势头也传导至资本市场，推动城商行市值增长，显示出市场对城商行板块成长性的认可。在城商行快速增长、股份行增长放缓的背景下，一些城商行的主要指标成功超越尾部乃至中部的股份行。
例如，2020年9月江苏银行（600919.SH）资产规模尚低于华夏银行（600015.SH），而到2025年9月末，江苏银行总资产已接近5万亿元，反超华夏银行约0.5万亿元。现在江苏银行一年的资产扩张规模就超过1万亿元，若维持当前增速，其资产规模或在明年超越平安银行。
营收、净利润、市值方面，江苏银行表现更为突出。目前江苏银行总市值约2000亿元，超过民生银行（600016.SH），并逼近光大银行（601818.SH）。某种程度上，“城商行一哥”江苏银行已比肩甚至超越部分中部股份行。
如果按照主要指标排名，12家股份行大致可分为三档：头部为招商银行（600036.SH）、兴业银行（601166.SH）、中信银行（601998.SH）、浦发银行（600000.SH）；中部为光大银行、平安银行（000001.SH）、民生银行、华夏银行、浙商银行（601916.SH）；尾部为广发银行、渤海银行（09668.HK）、恒丰银行。
不仅江苏银行，其他头部城商行亦表现亮眼。2020年9月宁波银行资产规模低于浙商银行，现在已超越浙商银行，其市值还超越了资产规模更高的华夏银行、民生银行。北京银行、上海银行、南京银行、杭州银行几家城商行对中部股份行也有不同程度超越。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位于中西部的优质城商行，如成都银行（601838.SH）、长沙银行（601577.SH）、重庆银行（601963.SH），其净利润也已超过了渤海银行、恒丰银行。受利润下滑等因素影响，当前渤海银行总市值仅160多亿元，已低于诸多A股上市城商行。
政务类贷款扩张
显然，资产扩张是城商行实现跨越的关键。因为规模越大，理论上银行可通过利差赚取更多收益，一定程度上也能带来更多的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并最终为市值增长奠定基础。
但问题是，过去几年商业银行普遍面临信贷需求不足的问题，前述城商行为何还能大幅扩表？
界面新闻记者采访了解到，其原因在于区域经济活力和政府项目增长。前述城商行大多位于经济大省，而近年来中央要求“经济大省挑大梁”，重大项目、专项资金、土地指标等向经济大省倾斜，为地方城商行提供了十分优质的政务项目贷款。
“基建投资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城市扩张、大型产业园项目持续推进，都将产生很多信贷需求。”南方省份某上市城商行信贷部人士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
“我们信贷增长主要得益于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新旧动能转换成效显现，GDP增速也位居全国前列。”北方省份某上市城商行信贷部人士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我们贷款主要投向省属、市属国企以及省市重大项目，省里连续多年开展项目提升活动，为我们信贷投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另一类信贷需求则来自“退名单”类城投。在新一轮地方债风险化解中，监管部门对融资平台实行“名单制”管理，严控名单内城投新增债务，但城投公司满足一定条件则可退出名单。据央行披露，2025年9月末全国融资平台数量较2023年3月末下降71%。
前述南方省份上市城商行信贷部人士对界面新闻记者解释称，融资平台在名单内时，其新增融资受到严格限制，基本上只能进行借新还旧的操作。一旦退出名单，它们就转型为普通国有企业，融资限制随之解除。因此，这类“退出类平台”会释放出新的信贷需求。
“名单内的融资平台资质并不差，当退出官方名单中后，它们就成为大家争抢的优质客户。前期我们支持它们化债，退出后我们也会优先获得合作机会。”前述西部省份上市城商行计财部人士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
这些变化在财报中也有印证。企业预警通数据显示，2020年6月-2025年6月前述12家城商行租赁与商务服务业贷款增幅大多高于100%，其中7家高于200%。这意味着，该行业贷款的增长是推动城商行扩表的关键。
根据统计分类，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主要指政府主管部门转变职能后，成立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和行业管理机构的活动。因此，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贷款被市场视为城投类贷款，其他还包括水利、交通、电力三行业贷款。
以成都银行为例，截至今年6月末前述四类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高达54.3%，相比2020年6月末上升了16个百分点，其政务类贷款异常突出。除城投贷款外，城商行还通过购买地方政府债券、城投债等方式支持地方经济发展。
“近年来地方财政、地方城投、城商行的联系更加紧密。一方面，地方财政、地方国企增资城商行，另一方面城商行将资金投向当地城投公司，城商行城投贷款集中度偏高。”前述股份行资产负债部人士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
也有部分城商行个贷增长较快，对扩表起到了积极作用。如2020年6月-2025年6月宁波银行个贷增长了1.7倍，主要是个人住房贷款由不足70亿元增长至目前的1000多亿元。其原因在于，宁波银行承接了部分国有大行、股份行因贷款集中度管理而外溢的按揭贷款，但2023年后增长也放缓。
资本补充难题
作为经营风险的行业，银行业的典型特征是“利润前置、风险后置”：即收益在业务发生后即可确认，而潜在的损失却要延后数月甚至数年才会暴露。对于高速扩张的城商行而言，市场也高度关注它们的资产质量。
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2020年9月-2025年9月前述12家城商行不良贷款率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今年三季度末大多处于1.2%以下的优良水平。究其原因，一方面城投行业贷款资产质量相对较好，另一方面快速扩张的贷款稀释了不良。
“过去市场比较偏好零售业务占比高的银行，认为其不仅风险相对可控，更顺应中国经济向消费和内需转型的趋势，但近两年零售信贷不良率持续上升，目前还没看到拐点。而城投业务，因为10万亿化债政策的推出，风险明显缓释。”惠誉评级亚太区金融机构评级董事薛慧如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
不过，城投信贷资产的质量仍需放在更长的历史周期去考察。当前政信信托违约已非常普遍，这反映出城投平台面临的偿债压力。然而，与信托不同，城商行的信贷资金主要投向当地的城投企业，而后者及地方财政往往又是城商行的主要股东。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联系，使得城商行的资产质量与地方经济、地方财政深度绑定，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格局。
资本补充的压力则较为直接。对公贷款通常具有更高的风险权重，其快速增长将导致风险加权资产快速增加，资本消耗较快。
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2020年9月-2025年9月前述12家城商行资本充足率大多出现下降。值得注意的是，期间前述城商行还通过发行永续债、可转债及国资股东增资等方式补充资本。
“银行分红比例基本是刚性的，不能下降，只能稳中有升，而贷款是两位数增长，内源性资本补充不够，就需要外源性资本补充。”前述北方省份上市城商行信贷部人士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
以江苏银行为例，今年三季度末其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8.61%，离监管底线较近，市场也高度关注江苏银行的扩表思路和资本补充计划。
江苏银行行长袁军今年8月在该行中期业绩会上表示，今年“两会”批准发行特别国债5000亿元支持国有大行补充资本，建行、中行、交行、邮储四家大行相关资本补充工作已经完成。后续，江苏银行积极关注政策导向及再融资相关规定，参考同业相关做法，结合监管政策、资本需求和业务可持续发展需要等因素综合考量再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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