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警告，美国当前国债规模已达 38 万亿美元，超过年度经济产出的 120%，亟需采取应对措施。无党派机构彼得・G・彼得森基金会（Peter G． Peterson Foundation）于周四发布了一组文章，撰稿者均为该基金会之外的知名国家经济学家与历史学家。他们分析了美国经济实力、美元主导地位及全球领导力面临的风险，探讨了国债对利率、通胀和金融市场的影响，部分专家将当前历史时刻定性为一场危机。他们一致认为，美国正处于危险的财政赌博之中。
在评估日益增长的债务负担时，美国外交关系协会荣誉会长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与纽约大学教授卡罗琳・基桑（Carolyn Kissane）给出了尖锐的判断：“简而言之，我们犯了在晴天就花光应急资金的错误。” 这意味着，政府已几乎没有 “备用资金”，无法为大规模军事行动提供资金支持，也难以在危机期间刺激经济。
债务危机已达到临界阈值。美国目前每年的债务利息支出约为 1 万亿美元，这一数字超过了该国的国防开支。经济学家希瑟・朗（Heather Long）指出，21 世纪 20 年代 “正迅速成为永久性巨额赤字的时代”—— 尽管当前失业率处于低位，但年度预算缺口预计仍将维持在高位（约占 GDP 的 6%），这与美国历史常规情况形成了惊人反差。
经济学家警告，过去有效的解决方案 —— 如二战后的债务削减或 20 世纪 90 年代的财政盈余 —— 如今已不再适用。经济学家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解释，二战后债务大幅下降的背后，是极为有利的 “利率 - 增长率差”（低实际利率与高 GDP 增速）提供支撑；同样，20 世纪 90 年代的债务削减得益于 “和平红利”，使得国防开支得以大幅缩减。“如今，这些有利条件已不复存在。”
对国家安全与美元的威胁
艾肯格林指出，当前来自俄罗斯、伊朗及南海地区的安全威胁，使得国防开支面临增加压力，而非削减空间。雪上加霜的是政治极化问题 —— 这被认为是阻碍财政整顿成功的最关键因素。由于主要福利项目在政治上受到保护，且美国相较于同类国家属于低税收收入经济体，这种财政僵局使得 “增加额外收入” 成为最可行的途径。
国债不仅被视为财政负担，更被认为是对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哈斯与基桑强调，用于偿还债务利息的资金 “无法再投入更具生产力的领域，无论是可自由支配的国内支出还是国防开支”，这是典型的 “挤出效应”。此外，网络安全、公共卫生等领域的资金不足，正不断削弱保护本土安全的内部能力。
哈斯与基桑将这场危机描述为 “慢动作式危机”—— 这类危机对民主政府而言最难有效应对。专家们补充称，避免债券市场崩盘这类突发性 “悬崖场景”，并不等同于规避危机本身：“总有一天，沸腾的水终将煮死青蛙。”
支撑美元地位的制度完整性也正面临风险。历史学家哈罗德・詹姆斯（Harold James）表示，他认为当前局势是 “对美元及国际货币体系进行的一场极度危险的实验，而这场实验的核心驱动力正是财政赌博”。法治、问责制与透明度的削弱，加剧了 “美国主权债券市场政治风险的阴影”，使得美元的主导地位更难维持。更令人担忧的是，对机构（如美联储）的政治干预，或是对国家统计数据的篡改 —— 阿根廷的反面案例已印证其危害 —— 正进一步侵蚀市场信心。
詹姆斯的同事、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莱娜・莫斯利（Layna Mosley）引用了法国政治家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ry Giscard d’Estaing）的著名评论，后者将美国凭借美元享有的优势称为 “过度特权”。莫斯利指出，凭借美元的全球地位及美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领导角色，美国政府得以以优惠条件大量举债。但如今，政府的行动与政策正引发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并 “削弱美国曾从中大幅获益的、基于规则的自由国际秩序”。
这种公信力的丧失将增强债券市场的影响力 —— 市场的不满可能导致抵押贷款与贷款利率飙升，给普通美国人带来突然且痛苦的经济后果。哈斯与基桑用另一个比喻形容当前局面：“这就像因为觉得家里着火或路上出车祸的概率低，就放弃购买火灾保险或汽车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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