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抒情漫画家

丰子恺（1898年11月9日-1975年9月15日）

丰子恺在东京学习绘画和音乐，只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但这段经历对他绘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在此期间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便是他在神田一家书店与竹久梦二画作的邂逅。同样重要的是1920年代初，正是他对自己的绘画追求感到不满和迷茫的时期，而这恰恰成为他在绘画艺术之路上迈向成熟的重要一步。当时丰子恺在西洋画上毫无进展而深感沮丧，最后甚至不愿意再尝试西洋画法。他在第一部画集的序言中说，最初接触西洋画或者说西洋画法的画作是在东京留学期间。当然，他在国内读书的时候也从教科书和艺术概览一类的书籍中看到过不少著名油画的复制品。但直到去了日本，他才在东京的各大美术馆中看到油画原作和明治、大正时期融合了东西方精髓的艺术革新作品。这对他而言，真是非常令人沮丧的经历。

回国后，丰子恺在上海专科师范学校任教，新同事中包括陈望道。当时，陈望道因激进的文化活动刚被杭州的学校开除教职，他后来成为著名的教育家和美学家。丰子恺的学生中有一个叫陶元庆（1893-1929）的年轻人，后来成为鲁迅颇为赞赏的木板画家和书籍装帧艺术家；另一名学生钱君（1907-1998），后来为开明书店设计了很多图书封面。开明书店在当时是一家领先的新式教育出版社，编辑部成员包括丰子恺和他的许多同事。丰子恺在日本游学期间，妻子徐力民生下次女麟先，回国后的贫困生活和养家的压力让他不得不同时在吴淞中国公学兼课。吴淞的同事包括朱光潜和教育家匡互生。在上海不同区域的学校之间奔波教学令丰子恺备感疲惫，于是他迫不及待地接受了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时的国文老师夏丐尊之邀，离开上海，到新建的上虞春晖中学担任美术和英文教师。上虞在上海南边，靠近绍兴地界，私塾教育质量优异，学风炽盛。

丰子恺《经子渊先生的演讲》。图片来自《春晖》双月刊，1922年第4期（1922年12月16日出版）

春晖中学由当地富商陈春澜于1921年捐资创建，陈希望通过捐出生意上赚的钱来支持教育事业。而新学校创立背后的原动力则是丰子恺在浙江一师的校长经亨颐。杭州当地的保守政治势力和富豪对经亨颐的教育政策一直不满，尤其是他支持学生参加打破旧儒家传统的新文化运动，最后导致他被赶出浙江一师。1920年，经亨颐在五四运动的巅峰时期离开杭州。和同事、朋友夏丐尊一样，经亨颐也是上虞本地人。依靠在当地的人脉关系，他们吸引了大批有思想抱负和主见的年轻人来任教。这些人中许多已经成为或即将成为文学和文化界的领军人物，如教育家、作家叶圣陶，朱自清与朱光潜，还有王任叔（巴人）。在经亨颐担任校长的短暂时间内，春晖中学成为著名的教育和文化实验中心，一度获得“北有南开，南有春晖”的美誉。

坐落在白马湖畔的校园充满了田园风情。1920年代及后来的数十年间，无数关于这里的回忆文字和诗歌为世人描绘出一个陶渊明乌托邦似的“桃花源”，一个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宁静天地。校园三面环水，绿树成荫，拥有当时全国最好的校舍。这些建筑大多取有颇具诗意的名字，主教学楼叫作“仰山楼”，学生宿舍称作“曲院”和“西雨楼”。尽管20年代初期政局动荡，军阀混战，上虞却为这些年轻的理想主义者提供了一个相对宁静而超脱的田园所在，一个与繁华上海近在咫尺的隐居之地。

丰子恺的住处是白马湖边夏丐尊的居所“平屋”旁的一幢日式房子，学校的大多数老师也都住在附近。在夏丐尊最受推崇的散文《白马湖之冬》中，他描述了1921年年初到白马湖的情景。这里是贫穷落后的农村地区，除了湖的一面有新建的学校外，再无其他什么好的建筑。他的房子四面透风，外观破旧不堪，一点都看不出是新造的。当夏丐尊一家在那个冬天从杭州搬到这“荒凉的山野”后，“宛如投身于极带中”。丰子恺和妻子，以及刚离婚的姐姐丰满（法名梦忍， 1891—1975）住进了和夏家房子一样简陋的居所。他们在院墙边种了一株杨柳，因了这株树的缘故，丰子恺把这处新居称作“小杨柳屋”。夏丐尊曾描述白马湖的冬夜是松涛如吼，丰子恺的这株杨柳大概是白马湖畔的第一株杨柳吧。

这株杨柳一度成为丰子恺绘画的主题，以至于散文家、诗人俞平伯赠他一个“丰柳燕”的称号。但丰子恺后来表示，他为此树作画并不是刻意的，而是搬到白马湖后有人送了他一株小柳苗，随着这株树苗的长大，他常常为杨柳写生，不自觉地在画中多画杨柳。子恺后来戏称，如果当时种下的不是杨柳而是荆棘，他很可能会把这处房子称作“小荆棘屋”，或许会因为专画荆棘而出名也未可知。丰子恺对非要将他最初与杨柳的结缘归因于古典诗词对杨柳无限赞扬的解读表示十分不屑。他当然知晓古文中常将杨柳比作美人，也知道清初文人张潮就认为柳是天地间感人最深的四物之一——“物之能感人者，在天莫如月，在乐莫如琴，在动物莫如鹃，在植物莫如柳”。苗条的女性常被称作“柳腰”，黄莺和夏蝉都最喜栖息于柳荫之中，微风轻拂柳枝掀起“柳浪”，西湖十景中便有一处名胜是“柳浪闻莺”。另外，人们还可以说，丰子恺钟爱柳树的原因是他喜欢的诗人陶渊明也在住所旁种了五株柳树，并在自传中自号“五柳先生”，此文也是古文中的名篇。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丰子恺作品

陶渊明就是这样无拘无束之人，宁肯放弃荣华，隐居山林，过自给自足的贫困日子。这也许是年轻的丰子恺居于白马湖畔时所逃避的画面，尽管到了中年这些东西也不曾从他的思想中淡漠。虽然中国传统文学对杨柳的热衷让丰子恺不太感兴趣，但他也坦承，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描写柳树，认为杨柳较权贵文人所推崇的高贵植物，比如牡丹，更加优越。柳树不需要昂贵的肥料或精心栽培，就能强健而美丽地生存，这也是它更多地出现在诗画作品中的原因。他说，杨柳的美主要在于它的简单与自然。还说从哲学角度来看，杨柳是一种向下生长的树木，长长的枝条呈S形，垂向给予它生命的土地。杨柳是最能代表春天的树木，春天是他最喜欢的季节。他赞杨柳的主要美点是下垂，而花木大都向上发展，红杏能长到“出墙”，古木能长到“参天”。向上原是好的，但枝叶花果蒸蒸日上，似乎忘记了下面的根。杨柳常常温柔地贴近地面，时时借了春风之力向处在泥土中的根本拜舞，或者和它亲吻。

假如没有这些诗意的想象，丰子恺的小杨柳屋和五柳先生的居所一样不过是一处摇摇欲坠的破屋子。他的同事朱自清（字佩弦，1898-1948）曾描述这屋子有一个小得像“一颗骰子似的”客厅，而且“天花板要压到头上来”。丰子恺的邻居是历史老师刘叔琴，夏丐尊的邻居是数学老师刘薰宇。四个家庭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十分接近，经常轮流坐庄，聚在一起畅饮叙谈直到黄昏。朱光潜和朱自清没有家眷，住在学校宿舍，但也经常受到邀请。他们喝的绍兴酒是当地非常受欢迎的一种米酒。即便有了这个新工作，丰子恺仍未摆脱经济上的困境[1922年4月，徐力民生下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三宝（1922-1924）]，同时在宁波第四中学兼课，辛劳奔走在两个城市之间。

本文摘自《此生已近桃花源：丰子恺传》，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

《此生已近桃花源：丰子恺传》，【澳大利亚】白杰明/著 贺宏亮/译，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25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