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视线｜王连生亲历从联合国到世界银行大国时运

20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面临复杂局势：国内经济亟待复苏，国际社会亟待重新接纳新中国。王连生作为外交与金融领域的杰出代表，亲历了从联合国合法席位恢复到世界银行复权的关键历程。他的外事工作贯穿了中国重返国际社会、利用外资推动改革开放的重要阶段，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金融合作的一个缩影。

1971年：联合国舞台的初试锋芒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通过第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王连生作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作为乔冠华团长的二秘，参与了代表团的各项事务工作。当时，中美两国还未建交（1979年正式建交）。因此对于首次来到纽约开展正式外交活动的中国代表团来说，美国还是一个敌对国家。

前往美国之前，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在北京接见了代表团的核心人员。毛泽东用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来形容此次赴美参加联合国大会。到了美国纽约之后，虽然是秋天的纽约，但在屋外感觉到的却是别样的寒冷，当时代表团暂时住在曼哈顿东区的罗斯福旅馆，临时包下了70多个房间，这还是罗马尼亚代表团的朋友帮助预订的。

王连生在参加联合国代表团之前，是在财政部外事财务司工作，参加工作之前是读的北京俄文专修学校，1955年6月，学校更名为北京俄语学院，并逐渐发展成为今天的北京外国语大学。50年代，中国是处于西方的封锁与制裁时期，但中苏关系是处于蜜月阶段，懂得俄语的政府工作人员很被器重。

王连生讲述：早在60年代初，中国政府就已经积极的为入常即加入联合国做准备了，因为王连生是俄语专科毕业的，有外文的基础，所以就被部里安排进修英文，实际上就是为入常在做准备。

参加联合国大会，乔冠华团长的发言稿是在国内准备的，也是经过周恩来总理亲自修改、毛泽东主席定稿的，并已准备好了英文及法文的译稿。到了联合国后，由于国际形势的瞬息万变，在这期间乔冠华团长又要求王连生对发言稿进行了个别处的修订完善。

在这之后，由于联合国中文翻译团队的短缺（原有的是当时台湾当局留下的翻译人员），我方提出由中国来提供中文翻译人员，这个建议被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接纳了，并拨出专项资金予以立项支持，时任中国外交部长黄华特聘王连生担任该项目总监察，北京外国语大学负责项目实施，后续十多年里，北京外国语大学培养了一批批同声传译人才，补充到联合国的中文翻译队伍中。在那个历史性转折中，王连生承担了角色担当的使命责任。

1979-1980年：转向经济外交探索

1977年7月，中央恢复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自此，邓小平同志成为了中共中央实际上的领导核心。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领导下，1978年确立了改革开放方针，中国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与此同时，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中美谈判，使中美两国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这为之后中国参与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和融入国际金融体系创造了有利的契机。

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邓小平同志带队出访美国。其中有一个议题堪比新中国加入联合国。

背景：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后称世界银行（简称：世行），成立于1944年，之后扩大为五个密切相关的国际开发机构组成的集团。它与成立于1945年10月24日的联合国属于在同一时期，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世界新秩序组成的重要政治和经济支撑体系。世界银行的行长职位，由美国举荐美国人担任。

起初，世行的无息贷款旨在帮助在二战中遭受严重破坏的国家进行战后重建。之后，世行的关注点从战后重建转向发展，重点放在大坝、电网、灌溉体系、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上。1956年，国际金融公司成立，开始向发展中国家的私营企业和金融机构提供贷款。1960年，国际开发协会成立，加大对最贫困国家的重视，逐渐转向以消除贫困作为世行集团的首要目标。随后成立的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使得世行集团集聚全球金融资源满足发展中国家需求的能力日臻完善。

1980年4月15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麦克纳马拉，明确表达加入世行的意愿。当时世行有20个执行董事的席位，其中19个已经被其他国家所拥有，故建议中国和巴基斯坦组成一个董事小组，王连生作为中方核心谈判代表，经过与美方反复谈判，最终世界银行通过决议，改成21个董事国，再为中国单独增加一个执行董事并成为世界银行执行董事会成员国。同年5月15日，世界银行执行董事会正式决定恢复中国在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和国际金融公司的代表权。国务院正式委任王连生作为中国驻世界银行的首位执行董事代表，王连生也因此结束了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10年生涯，转换到了一个新的岗位。

王连生在担任世界银行中国执董时，敏锐意识到了国际金融组织的重要性。尽管初期国内对世界银行存在“剥削工具”的偏见，但王连生通过调研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国的世行合作案例，向中央提交报告，指出世行无息贷款可弥补国内资金缺口，推动基础建设发展，为国家建设建言献策。

1980年代：世行执董的攻坚克难

进入世行工作，王连生为国家发展争取贷款支持。世行对华首笔贷款投向教育领域，源于邓小平“教育优先”的指示。王连生积极协调，促成1981年2亿美元无息贷款落地，助力26所高校设备更新。王连生回忆时指出，“世行资金在改革开放初期占比显著，至1989年累计贷款近90亿美元，占外资总额较大比例。”

1989年后，美国对华制裁导致世行贷款中断。王连生在世行执董会与美国执董多次交锋，驳斥干涉内政行为。同时，他推动副行长科纳布尔等友好力量支持中国，1990年促使贷款部分恢复，1993年额度回升至31.72亿美元，在应对制裁危机中维护国家利益。

1986年期间，王连生回国述职，遇到了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同志。在一次会议中，江泽民表达了希望世行贷款能够支持上海城市的发展建设，并邀请王连生到上海实地考察了石库门的老弄堂房子区域，当地居民还需要人力每天从阁楼上拎马桶下来倒。当时，江泽民市长对王连生说过一句话：我在上海是讲普通话；在北京是讲上海话。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说：我在上海要站在中央的视角（高度）考虑统筹区域经济发展；在北京则是要代表上海市争取更多的政策支持。经此会面，王连生着手引进贷款支持上海基础建设，从世行争取到了贷款，为建设上海南浦大桥和杨浦大桥做出了贡献。

王连生还注重世行项目的“智力引进”：工程管理方面：京津塘高速公路项目首次引入国际监理制度，成为国内基建管理范本；政策建议方面：推动世行对中国宏观经济、金融风险等领域的调研，为改革开放提供决策参考；人才孵化方面：通过国际招标参与，培养大批外经专业人才。

王连生的一生堪称我国外交与金融融合的典范，因为自豪的奉献体现在：一是推动国际秩序变革。从联合国到世行，王连生始终坚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两个中国”图谋，助力中国从国际体系边缘走向中心。二是创新外资利用模式。主导世行软硬贷款结合、项目监理制度引进，实现从“资金引入”到“管理经验输入”的升级，为后续中国主导的亚投行等机制奠定基础。三是坚守战略定力。在制裁危机中以斗争求合作，维护国家发展权益，体现“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智慧。四是跟党走老骥伏枥。1994年，王连生结束了在世行的三任半执董任期（12年），回国接受了新的任务：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委派王连生组建中国进出口银行，王连生任副董事长。中国进出口银行于1994年4月26日成立，总部设在北京市，为中央金融企业，是由国家出资设立、直属国务院领导、支持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投资发展与国际经济合作、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国有政策性银行。

一个人的人生传奇是特定时代造就的，也就是说个体生命传奇背后体现的是时代精神。王连生的经历折射出中国从政治自立到经济开放的宏大叙事。他以爱国情怀与专业能力，在联合国捍卫国家主权，在世行开拓发展资源，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其人生经历与事迹启示后人：唯有持中守正、立足国情、拥抱世界，方能于变局中开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