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联合国的成立，塑造了此后至今国际秩序的基本轮廓，虽历经冷战、冷战终结和全球化，它所蕴含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及其多边主义交往形式，奠定了最近80年来国际关系基本稳定的形态，体现了有史以来最高的国际政治文明和人类不同族群间大体有序共存的状态。可以说，没有联合国及其所代表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及其实践，国际关系和人类社会都会陷入比当今更为混乱和无序的状态。
时至今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日益着重地缘政治对抗，联合国功能和权威也不断下降，国际秩序和人类社会的冲突日益增多，令人忧虑。对此，有评论认为，既然联合国对当前国际纷争的解决几乎无济于事，国际社会不如任其沦废，另寻他途。这一说法显然太过短视。事实上，当前国际社会对联合国意义的重申和其权威的重塑比任何时候都重要。可以说，联合国之于国际秩序犹如空气之于人类，其存在貌似平平无奇，但倘若没了它，国际秩序将可能不复存在。
联合国确立了当前国际交往的基本原则
人类社会自万国肇始便争战不断。武力征伐，威逼利诱，弱肉强食，小国偷安是世间常态。然而自联合国成立后，毫无理由和征兆的开疆拓土或裂土分疆，武力强夺或兵临城下已相当罕见，大国不敢轻易强征，小国不能轻易被灭，各国大体能和睦相处，互通有无，这完全得益于国际社会经由联合国确立了当前国际关系的三大基本交往原则——国家主权、经济自由和人权。
尽管国家主权原则始于法国思想家（如让博丹）针对神权而建构的世俗权力观念，并在17世纪欧洲三十年战争后通过《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确立为国家间交往原则，但它最终被全球各国所接受始自联合国的成立。可以想象，若无联合国及《联合国宪章》所申明的主权原则及其获得的普遍遵循，历史上那些帝国式的国家间关系会不断重演，而殖民主义体系也不会在20世纪土崩瓦解。
经济自由原则虽然被1950-1980年代的冷战所压制，但联合国本身不仅在后来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一部分而存在，它甚至在一开始就奠定了经济全球化得以实现的支柱——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社理事会等等，它们共同驱动着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全球实践及各国经济的繁荣。
人权原则作为欧洲文艺复兴，尤其是欧洲启蒙运动以来所确立的国内政治价值，最终通过联合国被确定为现代基本价值之一而得到各国接受。如今多数国家通过了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人权原则还体现在联合国所有机构及其它相关文件中，比如《联合国宪章》在其最初始的申明中写到：“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云云。
由是，若无联合国及其所蕴含与宣告的关于“主权、经济自由与人权”的伟大原则，每个国家将不得不在无共享原则的情况下自行其是以处理对外关系，则国际关系和整个人类社会的命运将定会比今日黑暗许多。
即使还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本土价值观无法被完全融入联合国原则与精神之中——毋庸讳言，它的价值观内核是基于现代理念，尤其取自盎格鲁-萨克逊的启蒙主义观念（这显然与二战时美国和英国为主要同盟国成员有关）——但它也实现了与部分其他地区的本土文化的交融。那些符合联合国上述原则的本土价值观——从“东盟方式”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实现了本土价值观对联合国基本原则的适用，或联合国基本原则的本土化运用。
因此，联合国象征着最现代和最具有共识的国际关系指南，它推动全球各地区文化在延续中进行自我改造与普世化适用，最终形成各国通约的交往形式与同一的身份认同——各国彼此平等、同为世界大家庭一员，这些是奠定当前国际秩序稳定性的最主要源泉，其中，联合国是这些原则得以存续的证明、支柱与象征。
联合国提供了确保国际社会稳定的多边主义典范
在联合国出现之前，国际纷争的解决主要通过武力竞争或国家间外交上的纵横捭阖，而所有这些行为的背后都明示或潜藏着依据实力的彼此威胁。联合国的建立却让国际关系纷争的解决有了全新的方式——多边主义协调成为重要的行为选择。
虽然联合国之前的“国联”在形式上亦体现为多边主义机制，但它缺乏联合国体系所包含的上述原则与精神，亦缺乏多边主义协调结果得以贯彻实施的有效机制。虽然联合国之前也有诸多地区性国际协调组织，例如处理沿河流域国家纠纷的多瑙河委员会和万国邮政联盟，但这些机制只作用于有限的地理范围或缺乏对国家间政治与安全关系的处理手段。只有联合国成为有史以来涵盖几乎所有国家并能处理国家间政治与安全问题的政府间多边机构，它真正提供了致力于国际上最主要和最严肃问题的多边主义处理形式和模板。在其成立后，许多地区性的综合性国际多边主义平台陆续产生，遂使在人类历史上形成了解决国际问题的多边主义复合网络，其所涉领域覆盖人类社会与国际关系方方面面——从边界纠纷处理到通缉犯罪的国际合作，无所不包，无远弗届。
因此，尽管双边形式依然是当前国际社会处理国家间纷争的重要甚至主要方式，但随着国家间问题不断溢出相关国边界而具有区域化甚至全球化趋势，多边主义解决途径在事实上成为解决国际问题的日益必需的形式。联合国作为最具综合性的国际组织，不仅是解决当前重大国际问题的机构，也提供了一个多边主义的典范。
联合国助力推动了全球普遍繁荣与安全
联合国从组织上看是由众多机构所组成，这些机构在功能上为国际社会的整体经济繁荣和地区稳定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从经济上看，联合国体系下的世贸组织不仅确立了国际经济体系基本规则，且提供了国际贸易纠纷的解决机制，成为推动国际经贸关系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社会治理层面，世界卫生组织在促进全人类健康，防范和处理重大全球性健康危机方面发挥着极重要的国际协调和指导功能，最为显著的最近贡献是它在应对和处理新冠疫情全球流行危机中所发挥的作用，等等。
显然，通过诸多机制化平台和机构，联合国在全球各地区和全球性问题（从减贫、打击跨境恐怖主义、促进教育和人力资源发展与国家现代化等各领域）的处理方面都发挥重要作用。没有联合国发挥的主导或引领作用（如“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全球经济发展和各地区现代化进程会要黯淡许多。
另外，联合国在确保国际安全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一是，尽管联合国作为多边机构并不能或无法成为解决所有国际安全冲突的场所，但它提供了通过多边机制应对和解决国际安全冲突的重要选择机会，这比只有单边主义路径和容易引发冲突螺旋式上升的当事方双边对话更能促进问题的和平解决。
二是，更为重要的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机制的存在，为全球主要军事力量提供了可能的大国间安全冲突的协商与调解空间，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大国间武装冲突的可能性。这一机制对其他国际武装冲突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也能给冲突方带来国际舆论和道义上的压力，有助于冲突方的自我约束。
三是，它建立了全球最有效的维和行动，这给许多地区的冲突防范与冲突后的和平建设与地区稳定提供了最现实保障。如今诸多地区的潜在冲突因联合国旗下的维和使命的存在而被遏制。
总之，若无联合国，许多地区和国际的稳定性和安全保障将比现在更为脆弱和稀薄。
尽可能维护和提升联合国权威是各国的共同责任
联合国存在的意义至关重要，面对如今其权威衰落的局面，所有国家都有责任共同提升其权威，以抵御国际无序状态的过快蔓延，实现国际社会的持久稳定。
首先，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维护联合国权威负有最主要责任，它们应成为尊重联合国宪章与精神的全球模范，尤其应加强在联合国内协调。即使彼此存在严重立场冲突，也应尽最大可能寻求共识，而非利用安理会一票否决权以威胁其他成员以至于使问题臻至于更难解决的境况。由于中国和欧洲国家法国与英国在认同联合国作为多边主义核心及尊重主权原则方面具有广泛共识，因此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法英应以最大可能寻求彼此共识，并以此为基础加强与俄罗斯及美国的协调。尽管此事必定艰难，但若能促进安理会在致力于国际安全问题的解决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功莫大焉。
其次，寻求联合国体制改革。目前联合国权威下降的部分原因出于其机制设置未能与时俱进，故机制改革是恢复和提升其权威的重要途径。目前最受关注的改革是一些国家试图实现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扩容，但无论如何，这一改革应符合一基本原则，即扩容不能以牺牲现任常任理事国权限和损害该机制维护国际安全的首要功能，也不能因此颠覆经由联合国所奠定的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根基。更为现实和具建设性的扩容方案，是在保留现有常任理事国权限和该机制功能外，通过改革以扩大南方国家在安理会的权重和发言权。另外，世贸组织、世卫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众多联合国体系下的多边机构改革应先在程序上通过改革议程，然后再确定改革方向和重点，以循序渐进方式恢复或重塑这些机构的功能与权威，贸然和激进的改革必定会严重扰乱现有的国际秩序。
第三，尝试创建新的联合国会议制度。目前联合国体系的重大会议基本都在各自总部举行，纽约和日内瓦成为最主要会议地点。然而，鉴于美国对联合国权威的蔑视和践踏，许多成员国揶揄联合国大会地点需要改变，甚至联合国总部也应迁出美国。尽管这一建议在目前并无实现的可能性，但它代表着诸多南方国家的期待，即美国之外的国家，尤其是南方国家应在联合国会议上发挥更多作用。对此，有些联合国重要会议，可基于不同议题和主要针对的地区而置于美国之外的其他地方举行，即使联合国大会也可尝试在中国、印度或者印尼等举行，而不总是在纽约举行。这种会议制度改革在联合国总部无法真正短期内迁出纽约的情况下，可实现吸引更多成员关注联合国议程，并积极支持和实施联合国决议，这对最终提升联合国权威是非常有益的。
第四，联合国应与时俱进，在坚持既有原则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解决人类社会重大问题的新思想和理念。联合国本身不能躺在“功劳簿”上不思进取，面对时代变局不思考提出助益全球稳定和繁荣的新的思想与观念，这有损于其权威。
冷战结束后，联合国在稳定地区秩序，促进经济全球化发展，保护人权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新的理念（如“保护的责任”）和新的行动方案（如大量维和行动和“千禧年发展目标”），从而使联合国在冷战结束后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与尊重。如今，面对全新的时代变局与国际秩序深刻转换，针对不断增多的地缘政治冲突、广泛的人权和种族主义侵害及日益复杂的全球治理问题的凸显，联合国应在基本原则框架内，吸纳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本土经验和知识，提出易于被全球广泛认可的全新理念，促进地区安全稳定和经济繁荣，而其权威也将在全球重新关注与支持中得到新的提升。
（简军波，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主任，上海欧洲学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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