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国际电影节获奖导演平遥对话，哪些中国故事更受青睐

九月末的平遥古城，秋阳还是骄烈，影迷们的热情也“日掛中天”。

第九届平遥国际电影展“此刻握手”大师对话现场，影迷们顶着烈日前来聆听，今年三位手握欧洲三大电影节荣誉的中国导演的创作分享。柏林最佳导演霍猛（《生息之地》）、戛纳特别奖得主毕赣（《狂野时代》）、威尼斯最佳女演员奖影片导演蔡尚君（《日掛中天》），与戛纳电影节电影总监克里斯提安・琼、柏林电影节节目策划王庆锵围坐一堂，在贾樟柯的主持下，从创作初心聊到国际交流，从影像表达谈到后辈扶持，为现场观众勾勒出当下华语电影创作的鲜活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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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克里斯提安・琼、霍猛、蔡尚君、毕赣、王庆锵

各自深耕，共筑华语电影高光​

“今年我们中国年轻导演在创作上处在了一个非常瞩目的爆发期。” 作为对话主持人与平遥影展创始人，贾樟柯在开场便点明了这场聚首的特殊意义。今年二月，霍猛凭《生息之地》摘得柏林最佳导演，五月毕赣以《狂野时代》获戛纳特别奖，九月蔡尚君执导的《日掛中天》助辛芷蕾斩获威尼斯最佳女演员，“这是中国电影首次在同一年拿下欧洲三大电影节奖项，这样的成绩足以让我们对华语电影的创作力量充满信心”。​

贾樟柯用“各有锋芒却同守初心”来概括三位的创作特质。他直言霍猛的作品“带着土地的温度”，从《过昭关》到《生息之地》，始终扎根中国乡村的时代变迁，这种“对普通人生活的敬畏”让其作品具有穿越文化的力量；评价毕赣时，他提到“毕赣的镜头里有独属于中国的诗意”，从《路边野餐》的长镜头实验到《狂野时代》的梦境叙事，始终在探索电影语言的新可能，“这种艺术勇气正是戛纳等国际影展所珍视的”；而对于蔡尚君，贾樟柯认为其创作转型“精准捕捉了时代情绪的变化”，从《人山人海》的社会批判到《日掛中天》的内心关照，“展现了成熟导演对人性的持续追问”。​

三位导演的三大电影节获奖之路，虽始于不同的创作土壤，却都有对电影的赤诚与独特表达。

《生息之地》扎根导演的故乡河南，是他在《过昭关》之后，用数年时间阅读人类学书籍、走访乡村完成的 “寻根之作”。​

导演蔡尚君

9月刚落幕的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蔡尚君的《日掛中天》为中国女演员赢得久违荣誉——辛芷蕾凭借片中“美云”一角，成为时隔14年再度捧得威尼斯最佳女演员的华人演员。对蔡尚君而言，这是他与威尼斯的 “二次重逢”：此前《人山人海》便曾斩获威尼斯最佳导演奖，《日掛中天》则是他创作转向的关键之作。

“前两部作品有对社会的批判、对小人物沉浮的愤怒，疫情后我更想关注‘心之苦’。” 蔡尚君坦言，起初他还担心“中国式情感伦理难被西方观众理解”，但威尼斯展映后发现，“痛苦与欢乐的人性共通性，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都能共情”。​

三大电影节为何青睐这些中国故事​

大师班现场，除了创作者的现身说法，柏林和戛纳影展的选片人也给出了来自国际电影节的视角和评价。​

柏林电影节亚洲选片人王庆锵回忆，去年6月收到影片时，便认定《生息之地》是“从农村经历看见人生河流的大命题作品”，霍猛作为刚刚执导两部长片的新导演，首次入围柏林就直接冲到主竞赛，这并不是常见的操作。 而在柏林展映期间，霍猛最深刻的感受是“不管是媒体、影评人还是观众，都深深喜爱片中的人物，他们能感受到土地与中国农民的深厚情感，以及中国式隐忍却浓烈的亲情”，这份跨越文化的共鸣，恰是影片获奖的核心密码。​

从《地球最后的夜晚》到《狂野时代》，毕赣和戛纳的缘分则更深一些。戛纳电影节电影总监克里斯提安・琼回忆起《狂野时代》带来的惊喜：“选片时快开发布会了，它才来，可看完就觉得‘前所未见’。毕赣导演用梦境带我们踏上旅程，视觉上震撼，叙事上有强烈个人风格——在戛纳大剧场的大屏幕上放映时，那种体验独一无二，好像和所有观众一起走进了他的梦乡。”​

大师班活动现场

当被问及 “选演员是否考虑人气”，三位导演达成共识。毕赣提到与易烊千玺的合作：“第一次见面我俩都内向，一小时没说话，我就知道成了——他能理解角色的迷魂感，人气是加分项，但优秀是前提。” 蔡尚君补充：“导演不会表演，得靠演员传达心意，首先要角色契合，再考虑人气，不然演员和角色分离，拍不出好作品。”

霍猛则分享了选非职业演员的经历：“《生息之地》选9岁小孩，看了一万多个，最后选出‘少年梁朝伟’；拍乡村戏时，群众演员自然进入情绪，我都觉得自己‘没用’。找到合适的人，比什么都重要。”​

《生息之地》剧照

对“生活枯燥没灵感”“灵感成不了故事”的困惑，蔡尚君引用加拿大作家门罗的话：“不是发掘故事，是用新眼光看日常。一个杯子、一束光，找到人与物的隐秘连接，故事就来了。” 毕赣鼓励 “信任碎片”：“把灵感碎片写成剧本，结构会慢慢浮现”。霍猛建议“多阅读、认清楚自己擅长什么”，“电影是认清自己的工具，找到方向坚持下去，自然会遇到同类观众。”​

谈及“如何避免消费苦难”，蔡尚君的话掷地有声：“观众能感觉到你是不是真心。如果对人物有同理心、悲悯心，作品就有温度；如果是妄念，观众一眼就能看穿。” 霍猛也强调：“只要热爱土地、尊重普通人，创作就会找到‘把手’，那些动人的情感会自然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