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随着美国共和党把“勤劳且沉默的大多数”神圣化，波兰法律与公正党把“守护传统生活方式”这一理念写进了施政纲领中，民粹主义正在全球范围掀起一场价值运动。他们把那些行事谨慎且保守的公民视为主流，将具有冒险精神的理想主义者边缘化。他们通过政治宣传，亦或是通过“民生收买”的策略来召唤那些“普通人”选民，承诺保护他们不受全球冲击的影响，并且把保守塑造成一种公民美德。
这种将规避风险予以道德化的叙事方式，在张雪峰的直播间当中展现出了同构的特点。一位来自普通家庭，想学医但成绩一般的孩子会被建议去报考护理专业。因为学医要读研、读博才能就业，而成绩一般的孩子在考研考博时会面临更多的风险。反观护理专业本科就业率高，收入稳定。于是，他告诉“普通家庭的孩子”，他们应当放弃追求梦想，抛弃名校光环、优先考虑能稳定就业的专业和院校。
“普通家庭”是对现代家庭所拥有的物质资本以及社会资本评估后得出的表述。当有人说 “建议普通家庭的孩子选择更稳定的职业道路”时，它的核心意思是在强调：个体的首要任务是要认清自身在社会结构当中所处的位置。选择一份稳定的职业不只是能够让家庭感到安心的选择，更是对社会负责任的表现。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普通家庭”这四个字已然从客观的经济层面的描述逐渐滑向了一种道德律令：个人的出身背景，不仅决定了其能够获取到的各种资本，还预设了这个人理应遵守的风险阈值。这种叙事方式的巧妙之处在于它成功地把关于职业的建议转化成了带有道德性质的命题。它通过与“责任”建立起联系，给个人的选择赋予了道德分量。
要理解风险规避为什么可以被赋予道德光环，我们需要追问：是什么在推动这种叙事？谁更容易被它吸引？更关键的是，在何种社会和经济的条件下，市场不仅鼓励避险，还将其包装成一种道德义务？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在特定的经济周期中，民粹主义政客常常会把“保守”刻意塑造成为一种所谓的社会责任，告诉大家冒险的行为是对家庭以及社会的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其次，风险在社会各个阶层当中并不是平均分布的：处于底层的群体因为缺乏相关的安全网，所以对于失败的承受能力往往会更低一些；而精英阶层则通常享有更多的试错空间。于是，进一步的问题是：哪些人最可能接受并内化这种“保守即美德”的规训？
个体风险与结构性不确定性
当代社会生活组织逻辑受到结构性不确定性以及风险个体化这两个进程的重塑。这一理论的提出可追溯至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以及安东尼吉登斯对反思现代性的经典研究：当传统的集体保障机制（如稳定的劳动市场、健全的福利制度、制度性信任）逐渐式微，风险管理责任发生了根本性的个体化转向。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个体被期望进行自我的未来风险管理。这样的风险管理在特定的经济周期中表现更为明显。在经济波动时期，，相较于创业活动，个体更倾向于追求稳定的工作岗位（Fairlie，2013）。社会学家凯瑟琳杰尔森的研究也指出：因为个体希望降低经济层面的风险，会选择延迟甚至放弃有关家庭生活方面的决策，比如结婚生子。教育选择同样遵循这一逻辑：黛安雷伊及其他学者（Diane Reay，Miriam EDavid & Stephen Ball，2005）发现，英国工人阶级学生倾向于选择安全稳定的教育路径，以规避未来的不确定性。
在经济周期波动期间，人们对不确定性的感知往往会变得更加强烈，个体对于稳定感以及安全感的需求也会变强。于是，人们在就业、消费、家庭组建以及教育等诸多方面，更有可能去遵循较为保守的方式。在结构性不确定的影响下，人生选择不仅仅是个体的偏好，而是被带有风险规避倾向的社会系统所塑造的。
风险作为一种道德工程
社会学研究认为，风险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工程”（moral project）。它既关乎责任，也因此影响着个人与社会的行动逻辑。英国社会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和艾伦温特（Aaron Wildavsky）的文化理论指出人们对于风险的认知往往会反映出深层次的文化价值观，不同的文化群体在不同的时代通常会根据特有的道德观念以及对社会责任的感知来判断与风险有关的事宜。社会学家维维安娜.泽利泽（Zelizer，1978）对人寿保险的经典研究则生动地展现了形象地呈现出了有关风险的道德观念动态变化的过程：在死亡刚开始被转变为能够量化的、可以用来交易的产品的时候，曾引发了颇为激烈的道德争议；然而随着市场不断向前发展，新的道德认知逐渐建立，对于死亡的风险管理被赋予了全新的定义，即成为了一种能够体现出责任以及关爱的正当行为。美国社会学家玛里恩福尔凯德和基耶安希利在其研究《市场的视角》(Fourcade& Healy，2016）中进一步揭示了有关风险分配的道德性。他们认为，现代的金融以及保险体系不是中性的经济工具，它们其实在扮演着隐秘的道德裁决者的角色。它们借助于自身精密且细致的定价以及分类方面的计算操作，把“谁应当自己承担风险”、“谁能够享有保障”这类规范性的判断清晰地刻画进社会的风险分配里。这些研究表明，风险管理其实始终贯穿着有关义务、道德和价值的选择与判断。
风险的结构性不平等
风险规避的道德化，是指将谨慎、追求稳定的选择赋予“本质上是有美德、负责任”的道德意味。然而，不同社会群体对这种道德化的回应或许并不一致。由于身处的社会位置不一样，不同群体在对风险的理解以及承受能力方面存在着根本差异，如此引发了风险分配呈现出结构性的不平等状况。研究表明，社会地位深刻影响人们对风险的认知和应对方式（Phillips & Zuckerman,2001）。个体究竟是偏向于“冒险偏离”还是“安全从众”，常常是由其在社会地位结构当中所处的位置来决定的（Fast & Joshi, 2014）。根据“中间地位从众理论”（Phillips & Zuckerman, 2001），处于社会地位两端的群体更愿意冒险以改变现状，而中间地位的群体则更倾向于从众，以维持现有地位。
马泰奥普拉托（Prato，2019）等学者进一步把社会地位区分为赋予型地位（ascribed status），如出身、性别等；和获得型地位（achieved status），如学历、职业成就等；并提出从众行为并不是个体单纯盲目地遵循制度性的规范，而是一种基于对自身地位考量的行为。一个人会不会选择从众，选择相对稳妥的道路，还取决于对自己当下所处地位的稳定性评估，换言之，也是个体对地位下滑的担忧程度。基于布迪厄的社会空间理论，普拉托等学者还发现，当一个人通过后天成就取得的获得型地位和先天的赋予型地位不吻合的时候，常常会更偏向于从众，通过这种方式来避免因为不合群而遭受的阶层排斥或者质疑，进而缓解自身存在的身份张力。对于这些社会群体而言，从众是一种补偿性机制。因此，处在模糊或者阶层边界的、刚实现向上流动地位还不稳固或者尚未被完全认可的个体，更有可能呈现出较高的从众行为。
获得型地位对于从众行为产生的影响很可能会随着人生所处的不同阶段而出现相应的变化。在青年时期的抉择中，比如选择大学专业、规划职业道路时，个人通常还没有积攒下足够多的能够充当身份象征的获得型地位。在这个时候，诸如家庭背景、经济条件、出生地这类先天因素往往会起到更为关键的作用：它们既框定了个人可选择的范围，也塑造了其对保守与冒险的认知。于是，在其中，中间阶层更容易接受关于保守的道德规训，他们能够接触主流社会的游戏规则，又却缺乏足够的资本去承担一旦偏离常规道路所可能带来的种种代价。正是处于这样一种“进退两难”的困境当中，使得他们把风险规避逐渐内化成了自我保护的一种本能。不过，对于有着同样的赋予型地位的社会群体，从众行为并非全都呈现出同质的状态。那些获得型地位较高的个体，比如依靠着优异的成绩或者名校背景从而获取了更好的象征资本的学生，往往具备着更大的空间去抵御需要从众的压力。而且，他们通常能够拥有更多的权力来重新对自身做出的“冒险”选择加以诠释。与之相对而言，在同一赋予型地位所处的群体里，那些低成就的个体很可能会缺少这样的保护性资源。结构性不平等与文化规范双重交织，使他们更倾向于把保守当作护盾，以抵御身份下滑或者被排斥的威胁。
关于民粹主义的研究（Bonikowski & Gidron，2016︔Lamont 等，2017）进一步阐明了为何风险规避的道德话语对于中间地位群体有着格外的吸引力。这类话语往往将自己变成“普通人”的代言人，他们倡导安分守己的生活方式，使得冒险的选择成为精英阶层的特权。当保守被包装成一种美德的时候，选择安稳便不再是单纯的经济方面的考量，而是成为了一种文化层面上的正当性证明。
这正是中间群体愿意顺从这类道德规训的缘由所在：他们亟需这样的价值体系来安抚焦虑，确认自己的社会归属。赋予型地位或者获得型地位的更高的个体或许可以通过“再解释”、“再定义”来摆脱这种道德束缚。然而这种差异恰恰说明：当社会流动通道变窄时，道德规训就会成为维持阶层秩序的无形之手。
中国的个体化进程
中国集体主义文化的背景使得个人的诸多选择并非可以仅仅由个体的偏好来决定，它与家庭以及社会对个体所抱有的期待存在着极为紧密的关联。这种 “关系性的责任感”源自中国深厚的文化价值，比如孝道，与达成某种集体主义的和谐。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通常，个人的成功不是成功，能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贡献，才是成功。人类学家阎云翔（Yan, 2010）的研究表明，在当代中国，个体化的进程并没有让传统的道德义务消失。传统的道德义务仍然以家庭的框架作为依托来展开，进而形成一种“义务的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 of obligation）。处在这样的语境当中国，选择稳定的职业路径也更可能被赋予某种道德色彩。它通常会被视为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同时也是个体对愿意维护家庭和集体价值的体现。反之，当个体做出偏离轨道的选择时，他们时常会被贴上“自私”的标签，特别是当这些选择导致家庭面临经济风险的时候。因此，个人的职业选择经常是个体能动性与集体的道德期待之间不断协商的过程。
社会地位的能动性表达
张雪峰成为互联网的意见领袖，不应仅仅被理解成为是当代信息不对称或资源不均衡的结果，它本身其实也更深刻地推动了社会地位的能动性表达（status performativity），即社会地位和身份是通过不断重复的、程式化的、往往是无意识的行为和语言被积极建构出来的。张雪峰式的话语其实是在将保守的职业选择进行道德化的包装。比如选择冷门专业经常被描述成一种不负责任的、盲目的且脱离现实的行为，而选择稳定的专业和职业道路会被描述为明智的和对家庭负责的表现。在这样的道德框架下和话语权力下，志愿咨询也不再是传递信息的无偏见的中性的服务。
当“普通家庭的孩子”观看，学习，并内化了张雪峰式的话语时，当他们渐渐变成一个现实主义且懂得规避风险的“明智选择者”时；当他们通过选择保守的专业和职业道路来保证自身以及家庭的体面和尊严的时候，他们也固化了自己在社会结构里的位置，并且在不知不觉间参与到结构的再生产过程当中。 他们并非仅仅是“被”排除在了某个范围之外，更是通过日常生活的判断与选择，主动地将自己限定在了一个被动的位置上。
因此，“普通家庭的孩子”面对的是一种更复杂、更广阔的结构性不平等：教育资源的集中分布、社会阶层的固化，以及主流话语对于“普通人”的期待与限制。因此，问题不在于他们“成为了张雪峰的受众”，而是现有的社会结构，让他们只能成为这样的受众。这些“现实主义成功学”不鼓励学生质疑社会现象、探索人生的多元的可能性，反而在不断强化“听话、实用、别做梦”的观念：你不配谈理想、你不配研究哲学、你不配读冷门专业。孩子们在接受这些建议时，同时也在接受自己应该被局限在某种社会轨道上的命运。这不是教育，而是以“现实”为名的劝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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