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TOP3大学招生组抢高分生

林远是 TOP3 高校的学生。在这个暑假，她回到自己老家所在的南方省份地级市，做本校的招生志愿者。

招生组的目的是在普通批分数段内，争取高分生；在低分数线的冷门专业内，招到足够数量的学生。往常，后者并非难题。招生组只需要用惯常的策略——描摹蓝图，勾画理想，强调名校光环——就能完成任务。

但林远发现，今年，招生组的策略正逐一失效。越来越多的考生开始意识到，志愿填报在个人意愿之外，是多方力量的博弈。

在高校招生组的任务、家庭的期许、中学的绩效之间，刚成年不久的孩子们在多方利益中周旋。有人识破被营造的幻觉，尝试从各类期许中逃逸。但离开主流描摹的道路后，地域、阶级与信息差筑造的鸿沟，又给他们的前路带来新的迷雾。

以下是林远的自述：

" 你好，我是来问我的分数能不能报你们学校的。" 房间里百无聊赖的氛围被座机的铃声搅碎。电话那头，女孩的声音怯生生的。

在记录下她的成绩和毕业学校之前，我就大概知道了不能给到肯定的回复：对于我所在的这所 TOP3 高校招生组，主动打来电话的考生，往往都游离在分数线上下，并不是有竞争力的高分考生。

我建议对方参考以基础学科为主的 " 强基计划 " 和提前批中的小语种专业。这两个方向的分数线更低，是更适合她的选择。

电话挂断后第二天的上午，女孩余树和她的父亲出现在了我所在的地方，E 大学驻南方省份地级市的招生酒店。

E 大学的招生组由一名招生老师和大约十名在校本科生组成，我们被称为 " 志愿者 "。我的工作，主要是为考生介绍 E 大学的不同专业，以及相比同分数段其它学校的优势。

我得知余树来自当地一所超级中学的文科尖子班，高考分数比我校裸分分数线低一分。她填报的强基计划首选专业是考古。我查了下，毫无疑问能被录取。

当我激动地想要告诉余树这个好消息时，她却淡定地告诉我，她其实从来没想过要学考古，" 报强基只是我班主任的想法。"

我的预设被陡然击碎。余树直截了当地问我：" 我的分数报你们的法学院可不可以？"

志愿者面面相觑。拿着一个几乎就是分数线的成绩，要报考近年来越来越热门的法学院，所有人都知道这几乎不可能。

拿确定的意向专业和招生组协商，并拒绝调剂到其他专业，是考生与招生组博弈的常用手段之一。这意味着，如果无法让考生报考某专业，考生则大概率会选择报考其他学校。博弈和争取的空间由此产生。

但这种博弈往往发生在裸分过线的学生中。此时余树的提问，更像一种坦白和宣告。

以往，本着名校身份，我所在的 E 大招生组总是试图将每一个专业都描绘得大有可为，未来可期。

在 " 高分报名校 " 的惯习下，这样的策略总是有效的。在普通批分数段，我们尽可能用更热门的专业争取高分考生，而在分数线更低的强基计划和提前批中，我们往往也不必发愁，不主动去联系考生，就 " 总会有人来报 "。

此刻，我发现招生组一直以来的策略正在失效。我们面对的考生不再是一张白纸。

接到余树电话的当天，受到一所超级中学老师的委托，我被拜托去联系一名报考了 E 大强基计划考古专业的考生。

查阅资料后，我发现男生在填报考古专业时，没有选择 " 服从调剂 "。我心里一喜。也许他是真的对 E 大考古专业有想法。

自信做好充足准备后，我拨通电话，介绍了考古学院的种种情况。男生含糊地答应几句后，只说了一句清晰的话：" 其实我说想报考古，只是骗我班主任的。"

男生叫冯新，分数比余树低三分。后来从他中学班主任那里，我得知冯新来自附近的一个县城，父母都在经商。年初时，他的父母生了一场大病，家里经济有了压力。

我问冯新，既然想学一个好就业的专业，为什么会报 E 大学的考古冬令营和强基计划？他说这是班主任的要求。

据余树和冯新所言，高考前报强基计划是学校的统一安排，年级前三十名的学生，无论是否有意愿学习基础学科，都被要求报考一批名校的强基计划。

年级领导给出的理由是 " 增加高考的容错率 "。我知道其中隐含的前提：只有上顶尖学校才是对的。无论专业多适合，只要失去了 " 名校光环 "，都会被认为是高考的失败，专业填报的错误。

回忆起去 E 大学考古冬令营的那个冬天，冯新说他没有什么感受，就下了一次基地，其它时间都在各种古迹景点玩，" 我就记得院长的一句很经典的话：考古就是在土里找土。"

比起专业体验，冯新觉得这些名校冬令营、夏令营更像是一场表演，或是在应试教育体制内，对学生和高中的象征性嘉奖——高中敦促尖子生报名，学生交参营费，名校给一个象征性的 " 优秀认定 "，以此培养学生的 " 名校认同 "。一场自导自演的游戏。

后来我得知，冯新最后选择了 F 大学的金融专业。他希望报一个就业面广一点的专业，主要考虑法律和金融。

他提及了另一个被否定的名校。"G 大的招生组一直给我打电话，我就接了一个，结果上来就问我想报什么学校，我说想去 F 大，他们就开始疯狂贬低 F 大，还贬低 F 大所在的城市和校友资源。"

得知冯新主要意向是金融和法学后，G 大学的招生组开始和他说，法学现在就业多么艰难。而法学正是 F 大的优势专业。

" 还忽悠我，把金融和工商管理混在一起，和我说其实是一个专业。还好我提前了解过，不然就要被他们骗了。"

冯新再次使用了 " 骗 " 这个词。他警惕的不只是 E 大、G 大，也不只是名校的冷门专业——他警惕一切存在于他人口中的远大前程。

2025 年，我看见北京大学在湖北省少见地出现了空档。这意味着历史类的强基计划没有招到足够的学生。与此同时，北京大学的多个小语种专业也出现在了陕西、云南等省份的志愿征集列表中。

使这些事件成为新闻的，并不是冷门专业没人报，而是北京大学没人报。这打碎了扎根在我国基础教育中的名校崇拜。

长久以来，被名校录取的学生照片总是贴在校门口。各个重点高中在招生时，也总以每年被名校录取的人数为噱头。高考放榜后，地方媒体对高分考生的极力宣传屡见不鲜。

这场应试教育内部的名校规训与来自社会对考生的评价，再到高中自身以名校录取数为标准的绩效追求，形成了精密的合谋。

但现在，和余树和冯新一样，许多考生似乎逐渐发觉，那些班主任、招生组描摹的未来只是一种 " 优秀的幻觉 "。穿过独木桥后，他们早已开始在自己的视角内思考未来，试图从多方期许中逃逸。

一位在 E 大驻北京招生组的朋友在几天前向我提起，他们来咨询的高分考生，往往会直接和招生组说明自己想要研究或从事的小方向：机器学习或大语言模型，量化金融或是市场营销 ......

而参与招生工作这段时间，我发现，在这个地级市，最高分的考生也只是朦朦胧胧地向招生组表达：想学计算机。信息科学和人工智能的区别，他们闻所未闻。

跃过高考的龙门，现实中有比学习天赋，勤勉程度更难逾越的鸿沟。志愿填报时的信息差便是第一道。

对抗这些信息差，来自县城的冯新有自己的办法。志愿填报结束后，我问冯新为何想到选择 F 大学的金融专业。

冯新说，他在填报志愿的过程中从不看短视频，也不看社交媒体，在他看来，社交媒体上的人说是打破信息差，实则是用自己的信息，营造出了另一个信息差。他主要还是去问真的上过那些专业的人。

冯新对金融专业的偏爱源于对技术和数据的兴趣。当我问他具体是哪方面的技术时，他的回答让我十分意外：" 我想做 LLM（大型语言模型）相关的东西，我看过李飞飞女士的《看见我的世界》，对这个技术特别感兴趣。"

我一边在聊天框里打下并发送：" 嗯嗯，那挺好的。" 一边在浏览器里搜索：LLM 的全称是什么。

可我也忍不住担忧他获取信息的路径。那些已经身处这条道路的人，又怎会向后来者提起自己选择的苦涩？

我回想起在 E 大，我学金融的同学自费实习的不甘，商赛绩点实习多手抓的忙碌，求职时面临和数学、计算机等专业学生竞争的压力 ......

冯新从真正读过金融专业的人那里获得的信息，又有多少是他们不得已的自我合理化呢？

出分的第二天下午，余树也和父母去了以法学闻名的 F 大学的招生酒店。父母和她的想法几乎一致：只报法学专业，无论多好的学校都不考虑强基计划和提前批。

他们和 F 大学的交流很顺利。他们的第二次见面，便是线下在招生酒店填报志愿了。从那以后，E 大学的志愿者们也放弃了劝说她报考强基和小语种。

余树和冯新的坚决总让我想起我的学妹李卡。她比我低一级，从一个教育和经济都相对发达的沿海省份，考入 E 大的外国语学院，学习一门亚洲小语种。

此时的她，也在负责她所在省份的小语种招生工作，对着考生把自己的专业描绘成 " 冷门宝藏 "。

但她始终认为自己是被 " 骗进 "E 大学的。

她至今还记得 E 大招生组那位女老师对她说的话：" 你真的很适合学外语，我为外国语学院能招到你这样真正适合学外语的同学感到高兴。"

那时刚成年的李卡，心里仿佛有什么东西被这句话点亮了。

她出生在沿海省份的一个较为发达的地级市。辩论赛、唱歌比赛、知识竞赛等校园活动在当地开展得如火如荼。高中时的李卡没有不擅长的学科，习惯性受到学业上正反馈的她，以为自己擅长，也喜欢一切知识。

然而大学里的语言专业学习却并非如此。入学后，她立刻意识到，偏离自己最擅长的领域，并不会增加自己对当下选择的兴趣，只会带来更多煎熬。

她本以为自己会像高中一样，如饥似渴地吸收新知识，却发现外国语学院的学习只是一场背书大赛。

她记得，大一时的舍友会为了考试凌晨两点睡觉，六点起床：只为把专业课小测要考的单词全部背下来。这是周遭同学的普遍做法。由于李卡所在的语系普遍给分好，所有人都在努力向满绩冲刺，以维持一个相对不错的排名。

当她的舍友这样坚持到第三个月时，李卡崩溃了。她发现自己很难集中精力阅读，每次考试前只是把复习资料打印下来就会想吐。

由于时常呕吐，李卡患上了咽炎。这让她声音干涩，无法唱歌——这曾是她除了阅读之外最喜欢的事。

但李卡从未向自己对接的考生提起过这些。在招生期间，她的生活仿佛只有多彩的校园活动，丰富的实习资源，和这所名校带给她的一切。

李卡说，她很少向人提起过在大学经历过的挫败和失望，更不用说向考生们坦白这一切。

因为她害怕没人能够理解。她更害怕被诘问：" 你都考上这么好的学校了，还有什么不开心的？"

我们都明白，名校学生的光鲜背后，是诸多社会目光下不得已的自我合理化和自我安慰。但名校之外，那些热门专业的诱惑，又何尝不是如此？

放弃了对名校的认同，叛逃者们总以为掌握更多信息就能作出更理智的选择。

但离开主流认可的道路后，找到自己的路注定不易。地域和阶级带来的眼界和信息差，又给他们的前路带来更多迷雾。

然而，就算 E 大学的志愿者已经放弃劝说余树和冯新报考强基计划和小语种，他们的报考之路也并不一帆风顺。

在得知余树已经向 E 大学的志愿者明确表示自己不愿意报考强基计划和小语种后，余树的班主任立马联系她，要求她到学校一趟。

余树已经在强基系统中选择了放弃考试。主任们的策略便改成了劝她报小语种，同时选择法学双学位，为研究生阶段转入法学院做准备。

" 文科生一定是学校名头大于专业的，不要为了本科的专业放弃读更好的学校。" 老师们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们劝余树报考德语专业，理由是 " 德国经济很发达 "。

" 我已经了解过了，E 大学的法学院不能修双学位。" 余树立刻回答。

她的班主任很吃惊，以为余树只是在唬他们。在打电话向招生组确认 E 大法学院真的没有双学位后，他们只能放弃对余树的 " 劝导 "。

我感受到，这些几乎对小语种专业一无所知的领导，此时对余树的劝导并非建议，而是一种道德上的胁迫，仿佛是在质问背叛这场游戏的余树：为什么我们在你身上倾注了那么多资源，你却要背叛我们？

冯新在最终确认专业之前，也有过相似的经历。冯新说，那些高中老师 " 什么都不懂 "。那位劝说他的年级主任，甚至都不知道 E 大 " 今年招生的是哪些语种，也不知道这些语种学了能干嘛 "。

冯新若无其事地说：" 毕竟我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看到他们高考之后升职了，我也挺开心的。"

越来越多的考生，开始对中学与志愿填报间的利益关系心知肚明。填报顶尖名校，不仅关乎高中老师的绩效，更关于精英高中教育的底层逻辑：适不适合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有高校的排名。

毕竟，如果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制定未来蓝图，所有人脚步一致向前走的图景便不可能实现。

在招生期间，我们接到过最特别的咨询，来自一位县城中学班主任。他所在的班级今年有一名考生分数超过了 E 大学为 " 老少边穷 " 地区制定的破格录取计划的分数线。这在当地非常罕见。

这位迫切的班主任立刻带着考生和中学校领导，开车两个小时来到了我所在片区的招生酒店。

见到招生组后，这位班主任便热情地与老师握手，并带着学生向招生老师和志愿者鞠躬。还没落座，随行的校领导便开始向招生组介绍过线考生的情况：他从小就很向往 E 大学，性格很稳重，擅长篮球和吉他 ......

讲完后，他用眼神向考生示意。考生便略带腼腆地对招生组说：" 我从小就很向往 E 大学，很希望抓住这个机会。"

被问及意向什么专业时，他同样羞涩地回答：" 没有什么意向，进 E 大学就很好了，如果有的话，数学，计算机相关的吧。"

后来我从招生组的其他志愿者那里得知，这个远道而来的男生曹冰，并不是家里唯一的孩子。他的姐姐在他出生后便辍学打工，以补贴家用。

他曾是工匠的父亲在年轻时被电锯砍去了双手，母亲常年务农。家里靠父亲的零工、姐姐务工的收入和几亩农田艰难支撑。

即便考出全县第一的成绩，曹冰依然在为学费和生活费发愁。出分后的第五天，他就开始做家教补贴家用，每天上课两个小时，可以赚 120 元；暑假上课两个月，可以赚约 3000 元。

多一个考入名牌大学的学生，对一所超级中学来说或许只是宣传册上数字微不足道的变动；对一个经济发展几乎停滞，多年没有出过被 985 高校录取的学生的县城来说，则意味着更多的教育经费，更多的社会曝光，更少的人口流失。

最后，曹冰没有被 E 大学录取，去了一所南方的工科 985 院校。

至于为何没有填报排名更高的学校，他说既然上不了顶尖名校，那就要保专业。他录取的专业是计算机科学试验班，是他们一家衡量了兴趣和利益做出的选择。

即便不得不放弃进入 E 大学的梦想，曹冰依然希望有更多人从家乡县城考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名牌高校。在他看来，这是一个 18 线小县城为数不多的 " 被看见的机会 "。

我感到深深的悖谬和无奈。尽管极度的名校渴望遮蔽了很多在学生成长中重要的东西，但对于大多数非北上广地区的、普通家庭的孩子们，对名校和名次的渴望仍然是整个高中阶段唯一的努力动力。

没有充足的资源让他们在进入大学前了解和体验各个专业，他们只有对财富、稳定性或智识的朴素渴望。但他们并不知道脚下的路是否能通向那里。

尽管仍不知道未来的方向，但我发现，一些更年轻的考生们已然有了拒绝遥远诱惑的能力。

2020 年，钟芳蓉以全省第四的高分报考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得到排山倒海的关注和赞许。5 年过去，考古专业却在我省被两位 " 压线 " 考生接连拒绝。

我曾以为钟芳蓉得到的社会认可代表着理想主义的胜利，而余树和冯新的叛逃，意味着理想主义正被更多人放弃。但这几天的见闻告诉我，并不是理想主义被放弃了，而是在过去，理想主义时常被当作优绩主义和极端名校追求的遮羞布。

当社会和高中斥责为填报热门专业而放弃名校的学生过于功利时，实则在诘问考生：为什么 " 不求上进 "？为什么不玩这场为他们精心设计了十几年的游戏？

驱使叛逃者离开的，当然绝不仅有厌烦和叛逆。余树对法学的兴趣自高中起就开始逐渐清晰。

高中时的余树便开始在网上搜索文科生可以报考的专业。在热门的汉语言、法学和经济中，她认为汉语言学的东西太虚，未来只能考公，便早早把目标定在法学和经济学。

她对法学专业的意向直到志愿填报时才确定。G 大学的招生志愿者在劝说余树报考 G 大金融专业时，告诉她 G 大所在的超一线城市有非常丰富的实习资源，留在大城市的机会非常多。

但 " 大城市 " 这个词，和 G 大学的志愿者提起这个词时的神采奕奕一样，让她感到警惕——就像高中时老师提起那些顶尖名校时一样。

余树对未来工作城市的预期，是江浙沪的新一线城市或省会城市，例如南京，苏州，杭州，无锡。

她回想起中学时去北京、上海和深圳旅游的经历。她对这些超大城市唯一的印象是，节奏很快，压力很大，通勤距离很长。那些出现在电视剧里的精致与繁华似乎离她很遥远。

比起大城市、大名校给人的向往和承诺，比起对高中母校的 " 责任 "，余树更想要让自己舒服和安心的未来。

余树至今还记得几年前的她站在上海陆家嘴的高楼大厦间感受到的压抑。从那时起，她便学会对那些遥远的繁华和光鲜说：我不想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