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义：清代的赘婿

入赘的原因

入赘婚，就是由女家招男子进门为婿，这与通常男子娶女子为妻，在由谁作为主导一方，着重点是不同的。清代的入赘婚虽然流行地区广泛，但整个比重不大，甚至比不上童养媳婚姻。

清人对入赘者有各种各样的叫法。浙江宁波、绍兴一带俗呼“入舍女婿”“进舍夫”或“儿婿两当”。在安徽，夫婿入赘女家叫“倒进门”。湖南则称“倒妆门”或“招郎”。湖北孝感曰“住家”。广东高州等府又呼赘婿为“上门”。在四川，有的作“俟傍”，也有称“招郎”。招郎之说，可能出自两湖移民。陕西汉中等地，老年无子，取他人子婿，谓之上门婿；夫死另招夫婿，谓之上门夫。山西、陕西的某些地方呼赘婿为“招婿”。河南洛阳地区又多称“养老女婿”，意思是家无壮男，招赘进门，可为丈人、丈母养老送终。直隶宝坻一带，除将无子招婿叫养老女婿外，又把一般入赘者称作“倒踏门”，与东北吉林等地俗呼的“倒找门”同义。山东邹县（今邹城市）则有“钩拐”的叫法，意思是养老承业，这与有的地方把寡妇“坐产招夫”也称“钩拐”其义是相同的。另外，广东还有一种贬义的称谓，叫“倒佩蓑衣”。

入赘婚从女方的角度看，可分为寡妇招赘和未婚室女招赘。关于寡妇招赘，我们在第九章《寡妇再嫁》中要作专门讨论，兹不重复。在此主要谈未婚室女招夫入赘。

人们选择入赘婚，在男方主要是因为家穷出不起聘金和婚娶费用，有的可能还考虑婚后养妻、抚育子女等家庭生计问题。很多记载也证明了这一点。见表1。

表1

表1中举出的例子，都是指一般平民百姓。在当时，还有一些绅士家庭，也因家道衰落，或由其他缘故而入赘于翁丈之家。其中有一些是大家都熟知、后来成为大官僚、大学问家的人。比如翁叔元，其家曾是江苏常熟望族，祖父翁宪祥是明万历年间进士，官至湖广巡抚。父亲翁毓芳系太学生出身。但随着父祖去世和清朝取代明朝，翁家也就急速地衰落了。据翁叔元自述：“先君殁，家已荡然，先妣茕茕，嫠妇抚三孤子持门户。”他在9岁时，曾聘于同县钱姓。钱家祖先也有在官场中混迹的，算是门当户对。可到翁叔元准备成婚时，家里已无法筹措足够的婚娶费用了，只好以入赘钱家来解决这一难题。学问家钱大昕，早年聪慧过人，然时运不济，屡次受困于科考，又家贫无田产，虽与王家女儿定了亲，却无力娶回。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乃赘于妻家。另一个学问家汪中。自父亲汪君乃时已家贫不济。所以只好选择入赘成婚。还有像有人提到过的朱彝尊。17岁时赘于冯室。原因也是“家计愈窘，岁饥恒乏食，行媒既通力，不能纳币”。浙江钱塘人陈兆仑在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翰林院检讨任上，为其子玉万聘直隶景州知州吴兆基的妹妹为妻，可因为家庭拮据等缘故，一直拖了整整十年，最后还得送儿子入赘，以了结此桩婚事。

后来成为大官，早年却因家贫而不得不为赘婿的一些人中，最出名的有徐潮、刘纶、左宗棠和袁昶。徐潮，浙江钱塘人（今杭州市），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进士，后来当过巡抚、尚书等官，死后谥文敬。徐家原来也是浙西望族，早在他幼年时，家庭业经衰落。徐潮年长后入赘于同里殳氏，丈母娘嫌他一副穷酸相，十分苛待。不久殳氏病故。徐潮孑身返回故居。可徐的老丈人认定女婿将来会有大出息，坚持又将二女儿嫁给他。徐于是再娶了原妻的妹妹，但鉴于上次教训，坚持不做上门女婿了。刘纶是江苏武进人，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由廪生举博学鸿词科，得第一名，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死后赐谥文定。刘早年聘同里许氏，因为室庐狭隘，无法另辟闺房，乃赘于许家。据说新儿媳为了省视公婆，每隔一天都得抛头露面跑到刘家去，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左宗棠号称“同治中兴名臣”，封恪靖侯。他18岁聘周氏，20岁以家贫入赘周门。袁昶是浙江桐庐人，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进士，官至太常寺卿。义和团起事，袁上疏力陈“义和团不可信，使馆不可攻”，与吏部侍郎许景澄一同被慈禧处死，后得昭雪，赐谥忠节，曾轰动一时。袁早年家境极窘迫。他在杭州就读，得到师长们的赏识，尊经书院山长安徽全椒人薛时鱼专门作伐，把哥哥薛淮生的女儿许配给他。袁无力迎娶，只好跑到薛家当了几年赘婿。

除了上面谈的男子因家穷不能婚娶，入女家为赘婿外，在文献中常可看到的“子多出赘”“不贫者亦赘”“有婿家远者往赘女氏”等，都是导致男子入赘的原因。

所谓“子多出赘”，这里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家里有几个儿子，一人出赘，不致中断本家的香火（因为有的出赘后要从女姓，子女亦同，详细情况后面还会谈到），也不会影响父祖们的养老。这在十分看重承祀的中国传统社会里是很重要的。二是可适当减轻多子带来的经济负担。主要是指聘娶以及其他花销。在婚嫁越来越讲究排场的情况下，即使是小康之家也难免捉襟见肘，难以应付。本着少一份聘娶费用便是减少一笔负担的想法，有的家长也愿意让儿子出赘。

孙点在《历下志游》中提到：山东一带，“赘婿之说，亦惟侨寄者间有之，土著家决无其事”。就是说，这是一种客民行为。证之某些方志中亦有“有婿家远者往赘女氏”的说法，说明招客民为赘婿，在清代经常可见。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期以后，人口增加，使人地矛盾日趋显现，很多被排挤出土地的人长年离乡外出；而市镇的兴起，商业、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也加速了人口的流动。这些流徙于客地的谋生者中，相当部分系未婚青壮年。他们远离父老宗亲，在外乡混久了，对更姓承祀之类，看得淡漠得多，只要有机会，一般不反对做入赘女婿。下面的武四入赘惠家，便属于这样的例子：

武四，河南西华县人，长年在安徽宿州帮工度日。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惠家的男主人死了，留下47岁的妻子李氏和8岁的女儿。因为少了一个男劳动力，只靠两个女子很多事情不好办，于是李氏就看上了年仅17岁的武四，想招他做养老女婿。武四正为居住客地生活漂泊不定而犯愁，一拍即合。同年年底ꎬ武四便搬到惠家，与惠女成了婚。

再举一个例子：

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十一月，有河南汤阴县民岳藩，妻死后孑然一身，便到广西临桂县探亲，顺便找些活计。在临桂，他认识了一个叫王国宝的人。王除老妻外，还有位21岁待嫁闺女，就是缺少儿子。他觉得岳藩年纪是大了些，有39岁，还结过婚，好在为人诚实肯干，况且妻子业已故世，便有意招他做赘婿。岳藩本来就是外出投亲找事做的，家乡早无牵挂，长期寄住在亲友家也不是办法，所以很愿意入赘，算是有个归宿。

上面两例，说的都是侨居者为赘婿，是客观的生活现实，促成了这一桩桩入赘婚姻。

为婚娶方便而选择招赘婚姻的，在官场中也常可见到。因为他们有人长年在京师或外省供职，原先为子女聘定的婿媳，或因两相隔离，或出于就近照看方便，使之能及时婚配，只好权且采取赘婚的办法。比如张廷玉，他的长婿姚孔鋠、仲婿姚鋐、三婿孙循编，都入赘于张家。当时张廷玉在京师担任要职，因受雍正皇帝的宠信，权高势重。姚孔鋠和姚鋐，都是他同乡安徽桐城妻家的侄子辈。孙家亦是当时望族。把他们招进张府，因为同在京城，可就近关照，既顾念了亲近关系，对姚、孙两家也算是一种荣耀。此外，像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毕沅在西安署陕西巡抚任内，招原光禄寺卿陈孝泳子陈暻为长女智珠赘婿；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马新贻在江宁两江总督任内招金崶为季女赘婿；陆宝忠于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在京师南书房行走期间，为次女念萱招寿州孙多玢（任翰林院编修）为赘婿等，大抵属于同一类型。浙江桐乡人严廷珏纳粟出山后，被外放到云南任同知、知府等职，在长达20多年里，未得从容返乡理家业。他为了能在故乡留下一个根，把两个儿子都聘了本乡本里的媳妇。其中次子严辰，还与妻家马氏结为世姻。因为途隔遥远，不便照顾，严廷珏于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先遣长子返里，赘婿于翁家，两年后，又让次子在家乡完姻。

在中上层人士的入赘婚中，林希祖的落赘又稍有特别。林是江苏吴县人，祖父林供在乾隆年间当过知县、同知等官，父亲林遇春又历任直隶清苑等县典史和宛平县（今北京）石港司巡检。因为父亲的职位不高，家里的生活只是勉强可过。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希祖8岁，父亲一命呜呼，随后母亲也因心力交瘁病故了，剩下希祖和弟弟小泉互相照顾着生活。在很长时间里，希祖靠着国子监监生的身份，到处为人作幕客。他先出钱给弟弟娶妻徐氏，可小泉婚后无子。希祖认为林家的血食只有靠他来承担了。正好京城里有户姓孙人家，男的原来当过河南荣河县县丞，稍有家产，死后留下一女，缺人照料，想招婿进门，那时林希祖业经38岁，感到不能长时漂泊不定，而所挣家业又都交给了弟弟，于是就势答应了这宗婚事，做了个入赘女婿。

有关此类人士的招赘婚，当时还有不少。比如翁叔元次女嫁瞿邦勉，孙渊如妹嫁学士吴尊山，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进士张问陶娶成都茶盐道林俊女，嘉道时历任布按巡抚等职的梁章钜将孙女配于外孙（其女第4子），江苏无锡望族孙振烈先让其子孙苓娶镇江戴氏、复继娶杭州秦氏，著名学者陈衍于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为其子声暨娶妻舅长女王氏，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老残游记》作者刘鹗为长子大章娶山东杨氏。以上都是我们在有限资料中看到的例子，未能见到的当会更多。

在寻找入赘的理由中，有一个例子很有意思。无锡杨姓有女嫁于江西程氏子。程是当地巨族，其子早年因父母双亡，自幼失教，长大后骄乐佚游，不免流入浪荡。程家的长辈眼看着这样下去不行，就捎书给杨家，希望程子能作为赘婿招到杨家，让杨父早夕管教，使程的行为有所检束。这里，招赘便成了翁公管教女婿的一种手段。

选择入赘婚，就女方而言，一是无子，二是爱女。

无子就是家里有女无子，夫妻俩怕将来老了没靠山，招婿入赘帮助维持家门。这在前面所举例子中多有提及，不过按照轻重还可分为几种：一是目今无困难，只为将来养老。这都属于夫妻身体健壮，且有一定资产。不用为眼前生活犯愁，只是老了无嗣，怕缺少照应，决定招婿入门。比如湖北彭氏，是彭成子的女儿。彭成子属有房有地的小康户，因无子嗣，乃招萧举贤为养老女婿。彭成子招萧入赘，主要是出于养老的考虑。第二种不只是为将来养老，更是要解决当前的困境。这多半发生在死了丈夫、母女俩缺少劳动力的家庭。陕西韩城县关孙氏，48岁时丈夫去世，留下一个8岁女儿相依为命。家里虽不是赤贫，可毕竟少了顶梁柱，只好托媒招24岁壮男王心宽为上门女婿，双方商定俟翠儿长大成婚。关孙氏之所以等不及女儿翠儿长大，便替她招进女婿，而且是一个比她大16岁的男子，就是因急需这个男人撑持门面。第三种是招赘婿作为劳动力。在广西荔浦一带有这样一种风俗：

无子惯以女招赘，甚至有两子一女亦赘婿于家以助耕作者。或非笑之。则曰：胜于雇工。

又如浙江平阳县：

若婿入赘，择日迎归，名曰拆婿。有竟在女家佣作者，其后或拆婿归，或竟养外舅姑终老，得其产业者有之。

荔浦、平阳等地女家招婿，无论是定有年限，还是毕其终身，完全是为了满足劳动力的需要，或把赘婿的劳动当作偿付娶妻的费用，具有赔付的性质。当然这样的家庭必须有个前提，即女方有一定田产却缺少劳动力，而男方一般均系多子家庭，至少劳动力较为富裕。

父母疼爱女儿舍不得外嫁，这样的例子也很多。江苏常熟人张金吾，小时曾聘舅婆家孙儿言忠慎为婿。言忠慎还是他原聘妻子言静玉（因先病故未成婚）的嫡亲侄子。结成这桩亲事，一来为了还父祖辈一心想使张言两家亲上加亲的夙愿，同时也算是对亡妻言氏的安慰（言氏故后，按张金吾母亲的遗命，仍被作为原配附主张姓家庙）。可张只此独女，夫妇俩均极爱怜。正好张心香又要外放到浙江海宁任知州。他们怕女儿刚出嫁，便要跟着舟行跋涉，着实不放心。经两家商量，决定采取女婿入赘的办法，使小两口既成了亲，同时张家也留住了爱女，皆大欢喜。学问家孙渊如也有过做赘婿的历史。原配妻子王采薇，系兵部主事王光燮的掌上明珠。婚后仅5年，采薇便病故了。其父为了悼念女儿，含泪写了一篇《亡女王采薇小传》，其中道：

亡女采薇，字玉瑛，余第四女也……八岁许同邑文学星衍。女既长，貌端丽，性柔婉，耽于文史，手不释卷，尤工小楷，好吟咏……性至孝，得嫡母白孺人欢心，迄于既嫁，犹依恋不舍。待人接物和顺，余钟爱之，每有拂抑嗔怒，对之辄解。人以为吾家娇女，虽大家左芬是不过也。年十九，赘婿星衍于家。

很显然，孙渊如入赘王家，主要是采薇父母舍不得女儿之故。

赘婿的身份和地位

入赘婚较之于正常婚姻，可算是婚姻的一种异变形式，但受到国家的保护，可以合法进行，只是在某些方面有若干限制。按据清律记载：

招婿须凭媒妁，明立婚书，开写养老或出舍年限，止有一子者不许出赘。其招婿养老者，仍立同宗应继者一人，承奉祭祀，家产均分。如未立继身死，从族长依例议立。

法律条文中说的凭媒、立婚书，这对普通正常婚姻也是一样，只是入赘婚要写明养老或出舍年限，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督促赘婿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赘婿有年限，这从前引《平阳县志》中已得到证明，为的是防止年限不满，女婿便不顾老人，携妻子别居。至于独子不得出赘，为的是保证父母在生之年有人侍奉，死后不断祀祭，是人情、礼法的要求。其实最关乎赘婿身份的是条文的后半段，即使赘婿给丈人、丈母养老、送了终，也没有财产的完全继承权，更不许由此替代妻家的承祀关系。必须另立同族相应辈分的人接替，且得参与家产的均分。

与国家的法律条文相对应，在民间也存在着许多成文不成文的规例。下面便是乾隆年间一个名叫刘四九的民人，在入赘王家前立下的一纸入赘文书。

立应文书人王友龙。身系休宁县十二都叁畚土名双溪街人氏，本姓刘四九。今有汪朝奉家仆人王时顺亲媳胡氏，年已及笄，身自情愿央媒说合入赘王门下为子，听从更名改姓，婚配胡氏为夫妇，日后时顺一应服役大小门户，是身永远承当。自赘之后，倘有挈妻私自逃回本宗等情，任应家主送官究治，无得异说。今恐无凭，立此应主文书，永远存照。

乾隆二十年四月  日

立应主文书人  王友龙

凭媒双溪街  吴公亮

原中  母姨

代笔  胡长柱

这份文书的特殊之处在于，刘四九亦即王友龙要求入赘的王家，原本是汪朝奉家的奴仆，内中所开服役承差等事，也是王家向汪朝奉家要做的事。入赘意味着同时也承袭了翁丈家的一切差务。文书开载的内容，既是对王家所作的允诺，亦是在向主人汪朝奉备案。关于文书中入赘婿将原名刘四九更改为王友龙，跟从翁丈之姓，这不属特例。按据民间惯例，男子入赘是男就女，以女家为主，所以要更改为女家的姓氏。尽管官府无此规定，但在一些地方却有相当的普遍性。如：

陕西宁羌州：“出赘……成上门之婚，并祖宗本姓而易之”；

凤县：“年老无子者取他人子婿，谓之上门婿……其人遂从女姓，不复其族；

沔县：“出赘……至易姓更名，不为怪焉”；

江苏崇明县：“或无子爱女……则赘婿以为嗣，有袭女姓者”；

广西天河县：“男子出赘，不顾本宗。”

出赘改姓，在个案资料中也有例子。康熙时应博学鸿儒科而落选的浙江海宁名士徐鸿，本是福建莆田林家的后裔。他的祖先辗转迁居海宁，赘于徐家，因袭其姓。出赘改姓，在某种意义上是针对外姓人不得承祀继产而为之。入赘后，不但翁婿成一家，改姓后还成了同宗，似乎就无所谓了。

但是入赘更姓，在宗法上是有问题的。

首先是改姓后，夫妻都变成同姓，同姓为婚，也是大忌。为了能有所回避，有的便采取以子女或其中一子从妻姓的做法。浙江嘉兴一带，居民无子多不立后，以赘婿生子随其姓。安徽芜湖、南陵等地则以其婿所生儿子中的一人作嗣孙。在福建，更有以初生之男从妻族，再生之男从夫族；或者生从妻姓，死后从夫姓。这比丈夫改姓，似乎显得要间接一些。同时亦易于为人所接受。

尽管如此，入赘改姓，还是受到某些人的强烈反对。下面一段议论就很有代表性：

天下风俗之坏，坏于名分不正也。……子虽出赘，日久归宗，翁婿父子经常不易。雅俗有女招婿，即承岳祧，有子出赘，即继人后，不父其父，而父他人之父；不子其子，而子他人之子。天性何存?况既为父，即女为兄妹，既为兄妹，如何做得夫妻。公然妻其女而呼为父，伦常倒置极矣。

从维护宗法伦常的角度来看，男子出赘改姓，承嗣乃翁宗祀，便是父不其父，子不其子，把兄妹关系和夫妻关系给弄混了。正是因为社会上存在此种认识，所以有的家族明确提出：“依母家而居其赘”，必须“明其辩也”。换言之，外姓人不准随便混入本姓。有的家族更脆：“赘婿奉祀者不准入谱”“凡赘婿冒姓者不许入谱”“或以赘婿承祧，……各分长务宜查明斥逐，切勿因循干咎”。如果说前面清律中规定的：招婿养老，仍得立同宗应继者承祀，女方家长拒而不行，死后可由族长出面执行。那么各家族所订条规，便是对国法的具体补充和强化，突出了政权和族权两股力量的统一。

在招赘婚中另一个争议焦点，就是外姓人是否有权继承本姓的财产。这在今天似乎是小事一桩，可在当时却是个大问题，原因亦与承祀有关。在“寡妇再嫁”中，有寡妇“坐产招夫”一节，她们所以这样做，就是寡妇不能随嫁带走夫家的财产，实行“坐产招夫”，并把后夫的姓改从原夫的姓，是采用变通的办法搪塞国家法律，也用来堵一些人的口，使寡妇既改了嫁，同时保留了夫家的财产。虽然从宗法血缘上仍属乱宗之列，但在偏远农村或虽不在偏远，总算有了一种说法，能对付就对付过去了。室女招夫，女方除出于爱女外，主要是为养老，即“接子赘婿”，而且有的赘婿还要改从妻姓。既是如此，继承财产亦理所当然。对女方家庭来说，你可以借口乱宗，阻止入赘者写进家谱，但不应该排除他继承财产。事实上，有的地方也确是如此，正如有人所说：“赘婿作子，异姓承祧，其田宅宗族莫得而问焉。”虽然言辞间很有些愤懑不平，却也无可奈何。至于政府官员的态度，多数也像对待寡妇转房那样，只要无人告发，也就视而不闻。

不过，当各方关系已经难以协调，需要政府运用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时，官家的审断仍是权威性的。下面便有这样一份判词：

今该氏（指钟叶氏）无子，欲将亲女招赘郑华岳为婿，给产依靠，于例并无不合。钟玉成何得从中阻挠，殊属非是。惟女婿究属外姻，未能承值祖祀。该氏仍须于宗族中择昭穆相当者，投告尊长，公议立继，即将财产均分以奉祀事，毋稍自误，致启争端。

这位官员一方面批驳家族内某些人的干预行为，指出钟叶氏招赘女婿，给产依靠是合法的。但也告诫，女婿是外姻，不能承值祀祖，必须另立本家同辈族子，并分出财产的一半以继血食。官府的判决，完全是依照法律规定作出的。除此以外，在习惯上对赘婿承产还有一种限制，即“不能挟产归宗”。理由是入赘者是作为女方翁公的儿子承产的，携产归宗，等于把女家的财产转到外姓中去了，这样女方本家就有权进行干预。

从以上的更姓、养老承产等情况来看，无论从国家的法律，或者是人们的习惯，赘婿地位都不是很高。因为更姓并不意味着就能承祀，辛苦地侍奉老人，往往得不到财产的完全继承权，且常被人贱视。有人曾说过这么一段话，内中颇能反映出社会对赘婿的看法。

入赘一事切不可行。夫赘者赘也。如人身之有赘疣，去之不可，存之不便，极为可恶。倘婿家真无依倚，不得不赘，亦当另住一宅，不得与本家闺阃相近。

文中把赘婿说成是多余的人，甚至防范如贼。而当时的现实生活也真有这样的例子。比如有的家庭见赘婿贫穷。便以庸奴视之，更有将赘婿捆打致死的。正因为社会上存在着贱视赘婿情况，于是在不少地方有“男不入赘，女不招婿”；或“女不招赘”“男以招赘为辱”的说法。在一些家族势力较强的地方，招赘是受到压制的。所谓招人入赘，乃“市井小民见之，乡居成族者未之闻也”，便是证明。

不过中国地方广大，各地的情况并不一样，人们对入赘的看法也有差异。两湖地区早在宋代已有“生男往往多作赘，女生反招婿舍居”；或者“男子为其妇家承门户，不殚劳苦，无复怨悔”的说法。明清时期招赘婚虽不如宋代普遍，但仍然较为流行，比如汉阳府所属沔阳州，“地卤民贫，以耕渔为业”“每多赘而少娶”；在孝感，连一向讲究礼法的士大夫，也多有招婿或入赘的。其他像陕南、四川以及云贵等移民杂居区，赘婿亦较为常见。由于这些地方，宗族势力都不强，人们对本宗本家的谱系亦多不讲究，从而也减少了一重阻拦力量。四川广元县，男女家族对招赘一事，从来不设障碍，只要乡邻认同，赘婿完全可以抬头做人。江南沿太湖平原区，尽管士大夫们以赘婿无益于礼法，不得已不敢有所涉及。但情况也在变化，在清代，这一带本是婚嫁论财之风最肆虐的地方，城镇工商业的发展和各地各色人员来来往往，必然会冲击着固有的宗法禁锢，使人们更多地倾斜于眼前利害，于是出现了有为入赘、过继等而数易其姓辗转变换，却把本支本宗给遗忘了的事。还有的地方竟有这样的谣谚：

入赘女婿不是人，倒栽杨柳不生根。

要望丈人丈母招横事，领了家婆就动身。

在广西的某些地方，还出现了这样的一些招赘形式。光绪《迁江县志》称：

有女之家多招赘婿为子，资产与亲子均分，故多葛藤，累世构讼。亦有已娶嫡妻，又复赘别姓者，与嫡匹同。

因为这段话说得太简单，有的地方不易理解，好在民国《迁江县志》有一段较为详尽的记载，可参照起来读：

入赘之习，土人最为趋尚，虽（有）子侄，亦多招赘婿为子，借以强宗，资产皆与亲子均分，故多葛藤，累世构讼。姓名互易，最难稽查。更有其女已故，无论有出无出，仍为赘婿择配另娶，以为其女之后身，俗谓接脸女，待遇与亲女无异。又间有其子已故媳存者，则又为招赘以婿者，俗谓翻身子。又有已娶嫡妻，复又赘别姓者，与嫡配同，双方聘礼甚为简单。

按照记载，至少从有清以来，迁江一带，娶了妻子的丈夫也可再入赘，而且入赘后，赘婿有权与其他家庭成员均分财产，甚至不惜为此闹出官司。那么究竟是什么动力驱使他们乐意这样做呢?理由是借以强宗，当然也有利用劳动力方面的因素。

借助家族以外的力量来巩固、扩大本支实力，这种情况不只限于广西迁江。在广东、福建很多地区都有，有的学者曾作过很好的论述，而联姻便是其中的重要手段。很显然，在这些地方，赘婿的地位就不会那么低下了。比如福建晋江彭姓，清代重修族谱，在所订谱例四则中，就写进了：“其男子为人招赘者，于本生父名下书曰出为某公似子，于妇人前夫之父名下书曰似子。似子所生之子书曰续子。”从赘婿和赘婿后代可以入谱一事来看，至少在有的家族，已由断然排斥，转变为有所包容了。一位曾在福建做过地方官的陈盛韶，在目睹了由他治下的诏安百姓，对赘婿承祀可不以乱宗为嫌的做法后，似乎颇有醒悟。他说：“例载，异姓不准承祧，而执此以治诏安之民，令必不行。”看来作为执法者的官员，面对现实，也不得不顺应时俗，在施政中作某种必要的松动。

所谓赘婿地位低下，主要是针对普通百姓而言的，对于那些职官、绅衿中常见的招赘，则是另外一回事了。仍以张廷玉为例。当时张家尽管门第显赫，但姓姚的长婿、仲婿同样是官宦世家，在家乡桐城与张家并列为著姓。他们在京师有功名可求，有官可做；在家乡也有华宅肥田，可过悠闲享乐生活。至三婿孙循编，在权势上可能比不上姚家，但能与张家攀亲，绝不是无名之辈。他们入赘，正如先前所说，只是就近关照，并不涉及更姓改宗等辱没祖先的事，两家都是平等的选择。其他像毕沅、马新贻、陆宝忠等招赘女婿，也无不如此。

至于有的因家穷入赘，后来入举作官、事有所成的人，一般说来，两家开始亦大抵门当户对，或翁公看重女婿的才学人品，只是一时无力婚娶才权宜入赘的。从我们所见例子看，这些人很少做屈辱性的改姓换宗之事。入赘或重返己家，都比较随便。退一步说，即使开始某位人士在落魄入赘时对翁公家有所承诺，随着中途发迹，只要本人愿意，也很难阻止其出户还宗。此外还有像乾嘉之际的著名学者洪亮吉，曾赘于外家凡三日，然后才回到兴隆里老家。入赘似乎是一种形式，举行个仪式就完。这样的做法，在南方不少省份都存在，而且有个专门名词叫“卷帐”。据乾隆《续外冈志》言：人们之所以采用“卷帐”的做法，就是为了省钱，特别对于男方，更是节省了大笔结婚费用。洪亮吉的妻子是他大舅蒋树诚的女儿。洪小时家道中落，曾长期居住在外公家。后来虽与寡母回到洪家旧宅，但生活更加清苦。结婚临时赘于外家，是舅父为照顾外甥，怕他经济上难以承担才这么做的，同时这也符合“卷帐”的习俗。类似洪亮吉那样，当然也不涉及更姓养老的事。

在史料中，我们还看到这么一则记载：

汤贞愍公贻汾寓江宁，女公子嘉民善画，尤工仕女，赘河工同知某子某为婿。弥月，婿挈之返清江。抵京口，方黎明，某不告女，先渡江，留书与诀，颂言其貌不扬，不与偕归，恐为人笑也。女不得已，遂大归。

这段史料见于《清稗类钞汤嘉民初婚即大归》。文中说到的汤贻汾是江苏阳武人，因祖父汤大奎在台湾凤山县任上死于林爽文之难，以难荫袭云骑尉（相当于正五品官），后来一直做官到武职副将（从二品官）。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55岁时，以病告退，侨寓于江宁（南京）城内。据说贻汾虽为武职，但工于诗画，政绩、文章均为人们所称道。汤的夫人董琬贞，娴雅通文，也是个才女，在《清代闺阁诗人征略》中有传。汤贻汾有3个女儿只有三女汤嘉民长大出嫁。嘉民字碧春，系汤与董氏的嫡生女，从小在父母熏陶下，懂诗善画，深得全家爱怜。嘉民的丈夫叫王瀛，系广东雷州知府王鹤丹的儿子，也就是上面说的河工同知某之子，可能当时其父正在河工任上。关于嘉民招婿和丈夫于归途中弃妻而去事，在汤贻汾有关传记中都未见记载，《碑传集汤嘉民传》亦略而勿谈。陈韬《汤贞愍公年谱》咸丰三年七十六岁条下载有：“太平天国入南京，乃于二月十二日子时赴水自杀。女嘉民适归宁，随同投水毕命。”因为被迫大归毕竟不是件好事，而且中国史家向来有为尊者讳的传统，隐去那段事实是可能的。汤贻汾之所以要王瀛到江宁赘婚，大概是不愿爱女单独渡江跋涉（河工衙门驻于清江浦，今江苏清江市），等成婚后，再由夫婿陪同北返。可惜王瀛爱貌不爱才，从而制造了一出劳燕分飞的悲剧。最后嘉民执意随父自殉ꎬ很大程度上也是对她长期居于父家、心情抑郁无望的反应。不过从汤嘉民初婚即大归的事件中可以看到，汤王两家本属门当户对婚。王到汤家入赘成亲，不过是临时性安排，满月后即可携妻返还，类似于“卷帐”，根本不存在改变名分的问题。特别是王瀛竟然敢途中弃妻，迫使汤嘉民大归，这在缙绅名门是件了不得的大事。如果男方家庭没有一定的势力，纵然王瀛有弃妻之心，也不敢贸然付诸行动（很显然，王是依仗其父是现职官，嘉民的父亲已是个无职无权的休致官，心中有恃无恐）。这再一次证明，入赘婚姻，对于平民百姓和绅衿官宦，不但在某些做法上，而且在性质上，双方都存在一定的差别。

（本文摘自郭松义著《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与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5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