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性别差距：美国女性经济史》， [美] 克劳迪娅戈尔丁著，孙晶楠、孙树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3月出版，408页，82.00元
为什么女性劳动参与率会出现下滑？为什么会存在性别收入差距（Gender Pay Gap）？直至今日，这样的疑问依然是学术研究和社会关注的焦点。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作为第一位单独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经济学家，在《理解性别差距：美国女性经济史》（Understanding the Gender Gap: An Economic History of American Women）一书中，以计量经济史的视角，寻找驱动女性劳动参与率以及性别收入差距的关键因素。本书的主旨是描述美国女性劳动力的发展历程以及职业和收入的性别差异，并关注当前性别不平等的历史根源，以及女性经济地位提升缓慢的原因。戈尔丁重点梳理了从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近两百年美国女性就业的相关数据，剖析了在这两个世纪里美国女性的教育、婚姻、生育、收入与社会地位发生的变化。
战后美国已婚女性就业U型走势
克劳迪娅戈尔丁出生于1946年的纽约。博士师从美国芝加哥大学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教授，主攻经济史和劳动经济学，并在26岁那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值得一提的是，她传承了福格尔教授的计量经济史——一种运用经济理论以及定量来分析经济史的学科。她在30岁时，出版了第一部学术著作《美国南部的城市奴隶制（1820-1860年）：定量历史》，研究南北战争前的南方奴隶制。而这本《理解性别差距：美国女性经济史》是戈尔丁的第二部作品，也是她的成名之作，英文原版出版于1990年。同年，她正式加入哈佛大学经济系，成为哈佛大学经济学系第一位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戈尔丁也是国际女性主义经济学会的创始成员之一。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美国建立了美利坚治世（Pax Americana）。回顾美国经济的腾飞，总是容易先想起在汽车工厂工作的男性工人以及华尔街的男性金融精英。那么，美利坚治世前后，美国女性去哪了？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美剧中的女性形象提供了一些线索——无论是《镀金时代》中十九世纪末名门望族的女儿马瑞安和黑人秘书史考特，还是《致命女人》第一季中二战后家庭主妇贝斯安，还是《化学课》中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科学家兼美食家的伊丽莎白佐特，抑或是《傲骨之战》中叱咤风云的律师戴安洛克哈特。戈尔丁发现，在历史长河中，美国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并非呈始终上升，而是形成“U”型走势。
十九世纪早期，大量已婚女性从事寄宿公寓的管理和家庭农场的劳动，劳动参与率较高。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家庭和工作逐渐分离，以及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已婚女性居家工作变得越来越难，无法兼顾工作和家庭，劳动参与率下降（64页）。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再次上升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戈尔丁将这种走势定义为“U字型”。该假说在她1995年发表的论文中被正式提出，叫做“女性市场劳动参与率U型假说”（U-shaped hypothesis of female market participation）。该假说提出，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会随着市场发展和工作离开家庭而下降。之后，随着她们在市场中的价值开始超过在家庭中的价值，她们的就业率会上升。另外，戈尔丁还发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之后随着美国工业化不断推进，单身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在不断增高。并且，随着年轻女性工作报酬的提高，初婚年龄提高，不婚比例增加（73页）。
女性市场劳动参与率U型曲线。出自克劳迪娅戈尔丁2023年12月8日的诺贝尔获奖演讲《一股逐渐形成的经济力量》。 Claudia Goldin
收入和职业的性别差异
本书最复杂的主题“职业性别隔离”位于第三章。戈尔丁通过研究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美国制造业人口普查报告等资料，计算出了当时的职业性别隔离的相异性指数。她把行业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即混合型、男性密集型和女性密集型。混合型、女性密集型主要集中在纺织、烟草、服装、造纸和印刷等行业，而超过60%的男性劳动者在几乎没有女性员工的行业中就业。例如钢铁生产、马车运输和农具制造等行业。她还发现，职业性别隔离是根据职业最初的技能要求建立的，并通过公众的谴责、“剩女”污名化等惩罚手段得以维持。另外，在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行业中，职业和工厂环境也会被赋予一种称之为“性别光环（aura of gender）”的特质。例如，在肉类加工业认为女性不适合从事“拿刀”的工作。这些职业通常被标榜为“男人的工作”，并被认为不适合女性。另外，从时间长轴来看，1900年至1960年间，相异性指数变化不大。直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该指数才有所下降。这意味着，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职业性别隔离非常严重，变化并不大。
戈尔丁发现，一部分性别收入差距无法用传统因素（经验、教育、培训等）解释，所以她采用了由罗瓦德瓦哈卡（Ronald Oaxaca）提出的“工资歧视（wage discrimination）”统计法，来进一步探寻性别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该统计法先计算不同群体特征的经济价值，并估算如果女性按男性报酬水平应得的工资。再将这一估算值与实际女性工资比较，以评估性别工资歧视的程度。最终，戈尔丁证实了，大部分无法用传统因素解释的性别收入差距存在着实质性的“工资歧视”。
另外，她还通过对制造业和文书部门的研究，揭示了工资歧视产生的原因，即与工作组织方式的变化有关（158页）。在十九世纪，制造业和其他许多行业的就业机会都属于“现货市场”。工人通常根据他们为公司创造的价值或劳动边际产品的价值获得报酬。制造业的女工工资多采取计件工资形式。而进入二十世纪，制造业为代表的现货市场被内部劳动力市场以及隐性契约的工作所取代。文书工作并不像制造业那样计件付酬，而是通过晋升制度、技能投资、预期工作年限等等方式设置障碍，进行“工资歧视”。戈尔丁证实，在文书部门存在“工资歧视”，即如果女性以男性身份获得报酬，女性与男性收入比率将从64%提升至80%（153页）。“工资歧视”可以在各种公司政策中找到。然而，“工资歧视”非常难被推翻，因为长期以来职业隔离以及社会性别分工等共识加剧了这些歧视。另外由于缺乏一种性别敏感意识使女性对她们作为一个群体受到的待遇感到不满，这也加剧了歧视（163页）。
女性经济角色为何变化缓慢
戈尔丁在第五章中使用“出生队列研究”来分析1890年至1980年间美国本土出生的已婚白人女性和已婚非白人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涵盖了1866年至1965年出生的队列。她指出，使用“出生列队方法”考察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时，必须同时考虑两个变量：同期因素和特定因素。前者是指失业、需求部门的转变、各种形式的社会动荡等因素。后者是指生育率、教育年限、女性在婚前从事市场劳动和家庭经验方面的情况。比如，有关同期因素，研究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女性劳动参与率提升部分是由于战后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造成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出生的队列中，劳动参与率的提高被证实与白人已婚女性和非白人已婚女性生育率下降有关（203页）。另外，1920年前后，已婚年轻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首先出现了提升，这种现象反映了教育程度和白领就业机会出现的重要性。
除了进步的一面，戈尔丁还继续探究了“为何1920年到1950年间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增长缓慢？”戈尔丁发现是由以下因素导致的，包括：女性以及雇主对工作时间、工作形式、儿童保育政策等方面的期望和限制，新兴白领阶层存在的“工资歧视”，其中阻碍女性就业的“职业限制”是最主要的障碍之一。
在上述“职业限制”中，戈尔丁用了一章的篇幅（第六章）讨论了婚姻限制政策和工作时间。婚姻限制政策（Marriage Bar）是指女性结婚后会被终止雇佣。比如，1920年到1950年，美国各种大型公司禁止已婚女性从事文书工作，也有很多学校拒绝聘任她们担任教师工作。戈尔丁发现婚姻限制政策作为公司政策出现在白领行业中，切断了收入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她指出，婚姻限制政策的成功推广需要满足两个先决条件，一个是劳动力供给问题，一个是对于“女性回家”已达成社会共识。婚姻限制政策的废除和兼职工作机会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系列相关的人口变化引起的——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出生的队列中，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与白人和非白人已婚女性生育率下降有关，这也就导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年轻女性劳动力的供给规模变小（247页）。年长已婚女性劳动力供给的增加，以及总体工作时间的减少等因素进一步促使婚姻限制政策被废除。
戈尔丁进而研究了1909年至1919年保护性立法（如最长工作时间立法）对女性工作时间和就业的影响，评估关于保护性立法的两种对立观点。她发现保护性立法并没有对女性在制造业中的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反而可能带来一些积极效果——工作时间下降。然而，由于保护性立法反对确保两性权益真正平等，导致保护性立法的实际成本开始迅速上升。
与保护性立法相对，同一时期希望通过修正案来禁止法律中的性别歧视的修法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展开。美国全国妇女党为争取通过《美国宪法第十九修正案》（又名《平等权利修正案》）开展修法运动，要求“不再禁止女性从事任何职业，并且所有对男子开放的职业都应对女性开放，男性和女性在劳动时间限制、条件和报酬方面应该是相同的。”（280页）1921年，该修正案提案首次被递交至美国国会审议，并从此引发了关于美国社会关于性别平等的意义的大辩论。但直到1971年，该修正案才通过。
戈尔丁进一步考察了修正案被延迟的原因。她发现，尽管女性受到歧视，但缺乏共同的声音，并受到社会规范的严格限制，因此推迟了女性获得真正平等权利。伴随着女性劳动参与率不断扩大，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人数持续增加，以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的推进，这一系列要素共同促成了女性政治力量的巨大变革，最终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方式。（297页）
敏锐的数据侦探
阅读本书，你会深深体会到戈尔丁不仅熟练掌握定量工具，而且也非常擅长定性分析。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她作为一位经济史学家，敢于基于定性分析，敏锐地指出“数据的不完美”。在进行计量经济学和性别学科交叉研究时，这种敏锐感是一种格外宝贵的品质。她质疑统计数据的权威性和局限性，愿意去挖掘“隐藏起来”的统计数据，也愿意将抽象的数据和具体的人连接起来。她通过实际行动告诉人们，经济不只是关心市场、金钱，更关心人。比如，她注意到历史长河中经历了最深刻变化的家庭成员——妻子和母亲——长期被调查忽视的现象。当时的数据主要围绕年轻单身女性以及丧偶女性，但她们结婚后的故事就很少被提及了，因为她们通常不在那些已经或即将被纳入国民生产总值（GNP）的行业生产商品和服务。当时的人口普查问卷询问的是个人的“有酬劳动”。她意识到，市场工作的范围设定忽略了许多女性，她们在家中从事家庭企业、寄宿公寓、家庭农场和计件工人等无酬劳动。她提出的“女性市场劳动参与率U型假说”正是基于她对百年来美国女性劳动变迁史以及已婚女性隐形工作的认识之上。
再比如，第六章提及的“婚姻限制政策”，也是最早来源于戈尔丁为了解已婚女性的隐形工作信息而造访美国国家档案馆时发现的一项调查。该调查详细统计了1939年各个城市行业的状况，包括办公室职员的教育背景、收入、工作经验等变量。她偶然发现调查报告的第二页就包含了一些引人深思的问题——公司是否存在“种族歧视”、是否“已婚女性不被雇佣或单身女性结婚后会被解雇”，以及是否“已婚男性的薪酬高于单身男性”。而这就构成了本书第六章讨论“婚姻限制政策”的重要资料之一。所以，当我看到瑞典皇家科学家的御用画师将戈尔丁画成一位“侦探”时，不禁感叹侦探这个比喻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克劳迪娅戈尔丁与她的爱犬皮卡的侦探形象。 Johan Jarnestad/瑞典皇家科学院
戈尔丁这名“侦探”不仅具有对数据敏锐的“嗅觉”，而且她一旦认定目标，就会以高度的热情和持之以恒精神追踪问题。所以，从一开始的美国内战和奴隶制的研究，到持续至今的美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研究，她的研究课题总是具有连续性的。她并不急于进行因果推断，而是努力地提出“关键问题”，耐心地化繁为简，抓住问题的实质。
对于本书开头的问题“经济进步是否有助于推动性别平等”，戈尔丁给出的答案如下：经济进步有助于推动性别平等，但是相比经济发展的进程，性别平等的进程通常存在滞后性。秉持“侦探精神”的戈尔丁并没有止步于此，她继续追踪了三十多年，并努力提出了“关键问题”：从1980年开始，部分欧洲国家和亚洲国家在经济进步的同时，经历了生育率的断崖式下跌。这一问题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她发现，关键变量并不在于她一开始聚焦的经济发展，而是“公民的信仰、价值观和传统”，尤其是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制度（Goldin, C. [2024]. Babies and the Macroeconomy [No. w33311].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也就是说，1990年的戈尔丁对经济发展和性别平等之间的关系着迷，却百思不得其解；直到三十年后，她才找到“关键问题”。戈尔丁的研究，能够让读者领略到一位学者敢于自我批判、不断向问题的深处求索的精神内核。
保护性立法与平等立法之争
她在第八章提到保护性立法与平等立法之争，让人联想起1979年联合国通过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日本为了批准该公约，也加紧筹备制定《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此举遭到了日本民间女性劳动团体强烈反对，她们担心新的法律会用表面的机会平等替换结果平等（例如对女性的保护，包括月经休假、禁止深夜工作等）。1980年代初，日本民间女性劳动团体与改革派之间就“究竟是保护性立法好？还是平等立法好？”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最终以改革派把握住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潮流、1985年通过《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而告终。
近观我国相关妇女劳动法律，多是由继承社会主义妇女解放思想的学者和官员参与制定，主要采取保护性立场。比较有代表性的当属《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该条例规定减少和解决女职工在劳动中因生理特点造成的特殊困难，保护其健康，以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至今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有关夫妻财产方面的立法，特别是债务方面，采用的是平等性立场。因此几年前引发了社会上围绕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合法性的争论，并在2018年最终通过妇女群体、妇联、法官、学者等多方力量努力，正式推翻了这条平等性色彩浓厚的夫妻共债条款。
结语
读这本书，我认为戈尔丁具有三重身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性别研究专家。她从经济学家的视角开始这项研究，但在研究结束时，作为历史学家的她深刻地意识到遥远的过去如何影响现在；同时作为性别研究专家，她理解了规范和期望如何阻碍变革，歧视如何存在于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当然还有持续变革如何发生。她的多重身份，为读者带来了丰富多样的视角。
记得戈尔丁在演讲中提到，获奖后她收到了数百封来信。其中一位女士写道：来自世界各地的母亲、祖母、姐妹和女儿们，这么多人都在感谢你：你证实了我们所知道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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